八国联军侵占山海关

    甲申山海关之战，导致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胜利果实得而复失，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失败，同时也促成了一个新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不可遏止的诞生。

    清军轻而易举地入关以后，多年的兵家必争之地——山海关，登时失去了镇守京师东大门的战略意义，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束之高阁，冷落在一边了。

    清王朝统一中国，在全国建立比较巩固的封建统治之后，山海关作为内地的一个远离边防的关隘，不再具备昔日其他任何长城线上的雄关均不可替代的军事价值。到乾隆二年（1737年），也就是在甲申山海关之战那惨烈的一幕上演不到100年之际，清朝政府下令撤销了山海关的军事建制，把由镇降卫的山海卫改建成临榆县置。在那以后的岁月里，清朝的统治者尽管并未因此忽略山海关在历史上起到的独有的重要作用，却把山海关仅仅作为守护满清贵族的祖源地和发祥地的一个屏障了。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山海关成了限制关内人口移居关外禁区垦荒落户或干别的营生的主要关口。

    值得一提的是，自康熙帝起，清朝的历代帝王似乎都对矗立于两京锁钥之地的山海关情有独钟，由北京去盛京沈阳谒陵拜祖途经山海关时，多作少许时日的逗留，或凭吊石河战场，或在老龙头上的澄海楼、姜女庙等名胜古迹观光览胜，到处咏诗题字，留下自己的旅迹游踪。

山海关独特的军事作用，得到重新重视，是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后。

    时至清朝道光年间，已完成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把掠夺的目标，大举转向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发祥地——中国。1840年（道光二十年）6月，由英国帝国主义侵略者一手挑起的鸦片战争在广东沿海爆发。

    1840年8月，在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盛夏，北上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向清朝政府搞武力挑衅和示威的英国军舰，沿渤海海岸向东骚扰，其中一艘铁甲兵船经滦河口、秦皇岛等海域，一下闯入山海关城南的老龙头海面。据《筹办夷务始末·清道光朝》记载，当时，英国的这艘军舰在万里长城的起首处没有遇到任何抗拒，抛锚在山海关沿海近岸处以后，接连派出小艇沿海岸东游西荡，到处寻找“海口出入途径”，并有“工于绘图之人随处绘图”，显然是在作军事测绘。

    这表明，鸦片战争爆发伊始，英国侵略者就把窥探中国北方海防的触角伸向了京东的门户、渤海沿岸的军事要地——山海关。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近代史上屈辱的一页  ▲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游弋在渤海的英国军舰

    翻开以后，“沉睡”多年的山海关，同全国大多数沿海地区一样，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安宁无事了。

    此后，来自西方的帝国主义侵略者频频侵扰山海关沿海。

    据《临榆县志》记载，1850年（道光三十年）夏天，一艘不明国籍的外国武装舰船，突然闯入山海关老龙头海域停泊，有数十人乘舢板登陆，试图上岸窥探山海关防务的虚实。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58年（咸丰八年）7月，英、法联军在撤离天津之前，曾派3艘军舰先后到山海关的石河口海面游弋，其中法军有20余人登陆。山海关驻军加以阻止，法军才未能继续上岸。一年后，1859年（咸丰九年）夏天，英、法联军再度侵犯天津时，老龙头海面又出现3艘英、法军舰，在近海停泊有3个昼夜，并连续派舢板沿海岸东西游弋，“丈量水势，插记标志”。后来，这些军舰各鸣炮三五响，在向长城线上的古老的雄关示威后，“驶赴秦皇岛海口停泊，并登上岛西北高地白塔岭，察看地形、绘图，询问永平、昌黎、乐亭各府县相距远近”。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沿海到处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据《筹办夷务始末•清同治朝》记载，1868年（同治七年）8月，一艘英国军舰无故闯入山海关海面，泊于石河口附近，水师提督都克斯一行4人登陆上岸后，一路耀武扬威，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山海关衙署。进了衙署，都克斯等人声称他们在天津附近协助清军“剿捻”有功，想到来山海关看看长城。山海关守备副都统长善不仅没有责难他们，反而“殷勤招待”了他们一番。随后，英军在海上操演舰炮，借以炫耀其皇家海军的威风……

    山海关成了外国侵略势力的窥视之地，引起了清政府的密切注意，接连调兵遣将，逐渐加强了对山海关的海上防卫。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山海关一带的海防荒疏已久。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那年，在英军窥探老龙头海面之后，清朝政府匆忙派开州协副将向荣统兵到山海关沿海布防，在石河口建立大炮台2座、小炮台3座。次年，东南沿海战事紧急，清朝政府又急调都统、一等侯哈陵阿，统率吉林、黑龙江官兵进关，到石河口设阵布防，严阵以待。之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和太平军北上威胁京师安全以后，清朝政府复把山海关视为北方的军事重地，不断增兵防守。1858年（咸丰八年）、1859年（咸丰九年），都统西陵阿、礼部左侍郎玉明、副都统格棚和宣化总兵乌忠阿、游击将军海三锡等分别统率盛京和吉林、黑龙江官兵，及宣化等地的官兵到山海关一带设防；1860年（咸丰十年），在英、法联军北上攻打天津、北京前后，先是春季由副都统、宗室增庆率部在石河西一带布防，后是夏天由副都统僧格林沁统蒙古兵增防山海关。到1879年（光绪五年）、1880年（光绪六年），沿海各地局势不稳，清朝政府又接连派两江总督曾国荃和提督刘维祯、杨维干等，先后统领湘军、湖北忠义军在山海关城内外驻防；1882年（光绪八年），提督曾克忠统津胜军驻防山海关外围；1884年（光绪十年），直隶提督叶志超率练军驻防山海关南海口一带，并设立了行营武备学堂。

    数十年间，山海关海陆防区密布，又像明朝晚期一样，成了重兵把守的军事要镇。

    1894年（光绪二十年），唐山至临榆的铁路筑成，与唐山至天津的铁路联成津榆铁路，继而向关外展修。是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叶志超与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带淮军1500人，被清朝政府派往朝鲜，以抵御入侵朝鲜的日军。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被日军侵占，辽东战火连天，治所设在盛京（沈阳）的奉天府辖区成了抗击入侵中国东北地区的日军的前线，山海关成了抵御日军的奉天清军的主要后防和基地。在这种形势下，清朝政府先后派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巡抚吴大澄统率重兵进驻山海关，援助奉天前线，并在山海关内外严密布防，以确保京师的安全。甲午战争结束后，辽东半岛被割让给日本，沙皇俄国借机把侵略势力渗透东北，东北全境再无宁日，扼守关内要塞的山海关又成了众矢之的，成了老牌和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颇想占领的军事要地。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在离山海关很近的秦皇岛被辟为港口之际，清朝政府派太子少保宋庆率武卫左军驻防山海关，试图进一步加强山海关的防务。然而，时隔两载，驻防山海关的清军在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疯狂入侵面前，不堪一击，几乎是拱手让出了山海关所有的陆、海防地。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以开展反帝斗争为主要宗旨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地区形成了燎原之势，英、法等先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在华所攫取的利益，借口清朝政府查剿义和团不力，悍然纠集在一起，公开发动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一次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是年夏天，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后，接攻陷天津、北京，在津、京等地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了令人发指、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是年农历为庚子年，史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暴行为“庚子事变”。

   “庚子事变”发生后，早就想吞并我国东北的沙俄侵略军，利用与我国接壤之便，借机派出重兵，分五路大举入侵东北，相继占领齐齐哈尔、吉林、辽阳等东北重镇，直逼清王朝的留都盛京所在地奉天（即沈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其他各国侵略军也不甘落后，对京、津附近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展开了疯狂的攻夺，离北京只有300公里的山海关未能幸免。

    西拱京师，东控辽左，具有异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又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成为关内外铁路重要枢纽车站的军事要塞山海关，成了各国列强争相抢占的首要目标。是年9月底，在东北一路疯狂侵略关外军事和经济要地的沙俄侵略军，与诸列强之首——英国侵略军，分别从陆路和海上抢先行动，直扑山海关。

    顷刻间，山海关战云密布，危在旦夕。

    山海关所在地临榆县境的义和团运动搞得红红火火，其“拳势不下京津” （“拳”指又称义和拳的义和团）。当时，临榆县的义和团烧毁了山海关西关的天主教堂和城内的福音堂，并烧毁了新辟的北戴河海滨外国人所建的别墅40多座。“庚子事变”发生后，临榆县的义和团为防御八国联军由新建的秦皇岛港口登陆，破坏了秦皇岛码头栈桥和港内铁路。

    在八国联军中，沙皇俄国最看重山海关地区的战略地位。早在是年6月初英国中将西摩尔集结八国联军的30多艘军舰停泊在大沽口外，准备发动这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恩就密电俄国政府，要求俄国政府迅速“派遣载有陆战队的军舰到秦皇岛”登陆。当时，英、法等国的侵略军相中秦皇岛港为不冻港，仅仅是想把山海关地区作为他们的海军越冬之地，而俄国侵略者则想把连接东北要道的山海关窃为己有。在俄国人眼里和心目中，山海关一带在贸易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冬季，当白河水（指天津的港口一带）冰结的时候；山海关在军事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能将津榆势力带与东北连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山海关应该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待俄军开始大举入侵东北后，直接参加八国联军行动的俄国军队，就开始蓄意独霸山海关，以全面掌握关内外的铁路管理权，把山海关纳入俄国的侵略势力范围。是年9月，俄军为了配合本国军队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不顾其他各国的怨恨，单独沿津榆铁路向山海关进犯。当时，因主要是由俄国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李鸿章才得以就任议和大臣和直隶总督，并在俄军的保护下，得以由广州经天津抵达北京。此举，俄军得到的“回报”是，李鸿章在到津、京就任后，即默许俄军单独沿津榆铁路东进至山海关，指令津榆铁路沿途清军对俄军“优礼劳军”，做到“吏迎兵撤”。9月18日，李鸿章刚刚到达天津，俄军统帅就派其外交专员赶到天津，要求李鸿章下令山海关守军务于10月1日中午前，在俄军到达时撤出山海关城防。李鸿章惟命是从，亲自拟电致当时驻守山海关的都统富顺，并修书一函，交俄使带回，以待俄军抵达山海关时，面交富顺。

    9月下旬，俄军布置停当，由天津乘火车沿津榆铁路开始东进。由于有李鸿章的指令，俄军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北塘、芦台和唐山等地，径直奔向津榆铁路的终点山海关而来。

    是时，山海关既是军事防地，又为临榆县城，行政管辖权隶属直隶，而军事管辖权却归属驻奉天的盛京将军节制。“庚子事变”发生前，山海关驻有6个协（旅）、总计33个营的兵力防守。6月，京师危机告急，统领马玉昆、宋庆各带一个协，有多达16个营的兵力开赴北京前线，剩余的绿营兵及练勇等计17个营的兵力，由督统富顺统领，负责防守山海关。绿营兵为防守山海关的主力部队，分成励字军、毅字军、仁字军，另有山永协军，编制均为协，只是大小不一；其中励字军为5个营的建制，由副将郑才盛统率，驻守山海关南海口一带的海防阵地。此外，还有练勇6个营。这些兵力，虽不如事变前强盛，但亦足以抵抗俄军的入侵。富顺在接到李鸿章的电报之后，急忙电告盛京将军增祺，请示如何应对俄军；而增祺正在面对沙俄进逼东北全境的咄咄逼人的攻势，感到处处束手无策、焦头烂额。他对李鸿章的电示，表示无可奈何，只想俄军别再得寸进尺，由山海关进犯奉天。大约是在9月28日进犯东北的俄军侵占辽阳前夕，增祺在获悉由天津出发的俄军到达唐山，正在进逼山海关时，才匆匆派锦州知府章樾作为他的专使，赶往山海关处理一切与俄军接洽事宜。9月29日，章樾奉增祺的旨意，经过反复谈判，在滦州与俄军代表达成所谓的确保山海关免遭兵乱的《免战保民六条》协议。这个一味妥协的协议规定，清军在俄军到达山海关后，即撤出山海关炮台和铁路沿线，由俄军进驻；沿线各地方派人分段保护境内铁路，何处有破坏，剿灭附近的村民；俄军开进山海关的粮草，由所经过的各处铺商代买；俄军可在滦州察看地势和安营，但俄军进军到山海关为止，驻扎在关外的中国军队若不与俄军接仗，俄军便不可出关。此外，还附加了一条，规定待俄军到达山海关后，随俄军行动的章樾（实际上已成了俄军的人质）即可回锦州。俄军在与章樾签定了所谓的《免战保民六条》协议以后，仍怕出现变数，在9月30日到达距山海关尚有75公里的昌黎县境内的安山车站(今九龙山车站)时，又拍出一封电报，以恐吓的口吻要挟驻守山海关的清军，必须在10月1日中午前交出山海关铁路和山海关炮台。

    在俄军侵占山海关迫在眉睫、已成定局之际，任临榆县知县的官吏为是年刚刚就职的江西人俞良臣。俞良臣在接到章樾告知在滦州与俄军签约，令他协调驻守山海关的清军各方，按时交出山海关的炮台和防务的电报后，不甘山海关这个军事重镇就这样“献”给外国侵略者，给即将兵临山海关城下的俄国军方急急拍了一封实际上已经于事无补的电报。在电报中，他强调，“炮台乃奉谕设立，非我所能擅专，宜请军宪（指李鸿章）电示”；又表示：“关城驻兵十数营，非请示能以退撤。”他要求俄方“容缓两周答复”。这时，俄军自以为胜券在握，对他这个小小的县令的电报不以为然，电告仅以一周为限。

     在俄军急急向山海关进兵时，山海关的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英军抢先一步，到达了山海关。

    最先察觉俄军独占山海关的战略企图的是英国人。驻守在大沽口的英军在俄军占领北塘时就发现俄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似乎有契约，俄军每到一个地方，清军就安然有序地退出，而俄军行动的目标显然是军事要塞山海关。英国人担心的是，关内外铁路的连接点——山海关，倘若也被俄国人轻而易举地占据，就会直接威胁到英国在直隶的势力和利益。9月底，英军在得悉俄军即将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后，采取了应急对策。他们一方面把俄军的行动意图透露给其他各国，一方面派军舰抢在俄军之前占据山海关，以打破俄军独霸的美梦。9月30日中午，俄军正在昌黎县境动身向山海关进犯时，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派专使熙力尔，率领壁克美尔号（一说倭人号）军舰由大沽口急速驶抵山海关城南的老龙头海面。英军怕在登陆时遭到山海关守军的顽强抵抗，在炮舰上挂起了中国的龙旗和免战的白旗，并在刚刚驶抵老龙头海面之际，就急忙向严阵以待的老龙头炮台打旗语，表示要求派人登岸议事。驻守老龙头的励字军分统郑才盛不敢擅自做主，在请示知县俞良臣之后，才应允英国人派代表上岸。西摩尔派的专使熙力尔和英舰管带布立格斯、副将普尔，带着几个随从，从老龙头上岸后就径直来到山海关火车站，与俞良臣开始谈判。熙力尔在申明英军无意攻打山海关后，傲慢地告诉俞良臣，他们是在得知俄国人想占领山海关和山海关铁路的消息后，赶来救急的；中国的守军若想保全山海关，可以把山海关的铁路和车站交给英军守护，否则英军就炮轰老龙头和山海关，以兵戎相见。身为临榆知县的俞良臣面对一前一后的两国列强的无理要求，左右为难。他何尝不知，俄、英两国军队尽管说的都是那么冠冕堂皇，其实都是企图抢先占领山海关，以控制山海关这个连接华北与东北海、陆交通的要塞。他深知，仗着有利舰重炮的英军来势汹汹，如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山海关城势必要遭到他们的炮火的猛烈轰击，全城百姓必受劫难；而将铁路和车站让防给英军，事先一再发出警告的俄军很快就要到达，锦州知府章樾答应的条件一经落空，俄军很可能会在山海关进行疯狂报复。万般无奈，俞良臣在熙力尔等人面前，一再解说，表示他不是不愿意把山海关铁路和车站交给抢先一步到来的英军接收和管护，只是已先允诺给了俄国人；俄国人的军队已经到达昌黎县境的安山车站，说话间就要抵达，俄军之所以尚未到达，是因他与都统富顺将军以各营难撤为词，“所缓之故也”。熙力尔等人见俞良臣犹豫不决的“病因”，在于惧怕无法向以达成“协议”的俄国人交待，就一再申明，他们是奉“六国统帅” 西摩尔中将的命令前来先行交涉的，再有一两天，闻讯而来的各国兵舰接踵而至，俄军来的人再多也不敢乱来。同时，熙力尔以“专使”身份再三保证，英军在接管山海关车站和海边炮台时，“不入城，不占地，不扰民”，与清军“互相保护”。见英国专使断言俄军在英军抢先行动后，不敢再轻举妄动，俞良臣就以他后来所表白的“不愿干戈相见而害百姓”为由，听信了英国人的保证，接受了英国来使提出的条件。据记载，布立格斯回到舰艇上就命令15名水兵接管了老龙头的主要炮台。当天下午，英舰驶回大沽，向西摩尔报告与俞良臣谈判的情况，西摩尔当即派船载水兵50人，赶往山海关进行全面接管。就这样，英军几乎兵不血刃，没有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老龙头炮台和山海关车站。

    俄国军队得知唾手可得的山海关被英军一下夺去，恼羞成怒。10月1日，在进犯东北的俄军占领奉天这一天，由天津东进的俄军统帅蔡尔必斯基命令前卫队乘火车急速向山海关推进。令俄军无可奈何的是，他们毕竟比英军占领山海关的行动晚了一大步。他们的前卫队在留守营车站即见到了英国的国旗，不再敢贸然行驶，只好徐图前进。直至夜半时分，俄军的先头部队才到达山海关境内。这些俄军不敢与英军争夺山海关车站，遂在恼怒之余，强行占据了车站附近的北洋铁路官学堂和山海关造桥厂(今山海关桥梁厂) ，算是向英军“示”了一下“威”。

    英、俄两国军队争夺山海关的消息传到八国联军新到任的统帅瓦德西的耳中，这位德国元帅既对俄军的失算幸灾乐祸，又对英军的轻易得手不满。他在10月1日这一天召集各国水师提督会商，提出山海关的铁路和防务要由各国军队共同接管的意见。为了平息可能引起的争执，瓦德西决定由英国人出任山海关第一要塞司令，由俄国人管理山海关至塘沽这一段铁路。

    10月2日，英、德、法、美、意、日、奥等国的军舰先后从大沽驶抵山海关海域，由老龙头一带登陆。这些侵略军上岸以后，一路上鸣枪放炮，烧杀抢掠。驻扎在宁海城防区的守将郑才盛被迫率兵撤出阵地。当时，郑才盛率领的不少士兵进行了抵抗，南海一带的村民在战火燃烧起来之后纷纷逃到北山避难。熙力尔的“保证”变成了一纸空谈，八国联军所到之处，不少房屋、庄稼被毁，老龙头上有几百年历史的澄海楼也被这些耀武扬威的强盗放火烧毁，坍塌一空。清军在宁海城防地遗弃的大炮颇多，“值数十万”，后来都被这些侵略军运走。

    山海关车站等军事要地已被英、俄两国军队抢先占领，英军还占领了扼守南海的军事要塞——宁海城，其他各国军队也不甘示弱，德国军队占领了老龙头近处的海神庙和天后宫，法国军队占领了老龙头的小营盘和水雷营，意大利军队占领了副中营，日本军队占领了临榆县城的南关和西关。在短短的一两天时间里，山海关城外具有军事和经济价值的地方，几乎全被八国联军瓜分。

    八国联军屯兵山海关城外要地之后，开始商议进城事宜。由于各国侵略军均心怀叵测，意见不一，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到这时，在山海关城内居住的老百姓人心惶惶，人们耳闻目睹各国侵略军入侵山海关后犯下的种种罪行，怒不敢言，不少住户先后逃往他乡，商家也无心开市，县城四门紧紧关闭。10月5日，知县俞良臣和都统富顺，与城中商界代表，一起到南门外与八国联军的代表谈判，直至10月7日最终达成了一个“十二条”协约。协约规定，外国军队不得进驻县城，也不下乡，四座城门及有关要害部位可由各国军队分兵据守；“洋人”触犯刑律，由八国自行处置，中国的地方政权无权过问；山海关地方举措必须与“洋人”商办；禁绝境内的义和拳和“土匪”等；在南关设市，供应各国军队物品，等等。同时，根据各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山海关火车站和第一关炮台归各国公占，山海关要塞司令由英国人担任；第二座炮台由德、意两军分守，第三座炮台由法军驻守；第四座炮台由清军驻守，但由英、日两国派兵守护；津榆铁路的管理权由顺铁路线自西向东进犯的俄国人接管；亦为临榆县城的山海关城由俄军把守东门，日军和意军把守西门，英军和法军把守北门，德军把守南门。就这样，山海关城防几乎被陆续到来的英、俄、德、法、日、意等国的侵略军瓜分一空。尽管清军没有全部撤走，但已名存实无，不再起任何应有的驻军作用。

    山海关被八国联军占领后，城里城外很快就变成了“洋鬼子”横行的世界，清王朝经营多年的山海关海、陆防务几乎毁于一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9月，清朝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11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第9条规定，中国应允这些国家的军队长年驻扎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铁路沿线的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和山海关等12个主要车站所在地，轮流在这些车站驻防值更。从此，侵占山海关的英、俄、德、法、日、意等国的军队取得了“合法”的驻军地位，把山海关变成了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和镇压中国人民的据点。

    《辛丑条约》签定以后，山海关城南长城以内的沿海地带，先后驻有7个国家的军队。这些国家，为了长期驻军，纷纷圈地建立了自己的营房。先后开设营盘的国家有6个，故当地人称这些营盘为“六国营盘”。“六国营盘”的范围北起山海关城南的南水关附近，南至渤海沿岸，东起长城脚下，西至石河口，总面积约9平方公里。

    在“六国营盘”中，以英国营盘占地最广，其除在老龙头下的宁海城外建营外，还另在石河口东建有其雇佣的印度兵营，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合并了在石河口东岸建立的德国兵营，英军及其雇佣军常驻官兵达500人左右，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才撤离。其他各国的情况是，法国营盘建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其紧临小湾村北，常驻军（含其雇佣的越南兵）亦为500人左右，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撤走；意大利营盘位于小湾村南、老龙头东、靖卤台北，常驻军200～300人，1942年被日本侵略军接收；日本营盘位于山海关城南2公里的试炮台(今马头庄东南)，始建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常驻军百余人，1933年1月“榆关事变”后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屯兵转运处，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弃守；德国营盘，原在石河口东，印度兵营之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撤走，营址旋即被英军吞并；俄国营盘有两处，一在桥梁厂南、赵亭子村西的绥远城北，一在东罗城东南原飞机场附近，由于驻扎时间较短，未建正式营房，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撤走。此外，比利时驻军未建正式营盘，1919年撤走后，营地为意大利驻军所占。

   “六国营盘”，是20世纪开始之际帝国主义侵占山海关的产物，也是山海关耻辱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