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的先机之战

 

    山海关自1933年1月3日那个血色黄昏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以后，直至1945年8月30日晚霞映红雄关时分，才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得以重见天日，回到祖国和人民的怀抱之中。

点燃长城抗日烽火的天下第一关为了迎接这扬眉吐气的一天，苦苦等待了12年零8个月，又加上27个日日夜夜。

    1945年8月30日残阳如血时，古城榆关又历经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攻城战火。不过，星转斗移，到这时攻守双方已经完全换了位，防守的一方是当年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进攻的一方变成了中国人民自己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建立的抗日劲旅，还有援助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的苏联红军。

    进入1945年，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4月5日，苏联政府发出《废除苏日中立条约》的通告，不言自喻地向全世界昭示，苏联在欧洲战场大获全胜后，将要在亚洲参加对日作战。

    5月9日，苏联红军和美、英、法等同盟国部队攻占柏林，德国最高统帅部签订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

    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在德国的波茨坦城发表公告，要求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

    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本作战，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随即，苏联政府出动上百万红军，沿中苏、中蒙边境进入我国东北地区，对扼守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热烈欢迎苏联政府对日作战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同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解放区党委，要“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

8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要求投降。就在这一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代表延安总部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依据《波茨坦公告》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发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缴械投降，如遇敌伪武装拒绝投降缴械，予以坚决消灭。同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遵循中央指示，在延安致电晋察冀中央分局，要求分局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部署晋察冀军区所有部队，向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山海关前进，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同时，要求冀热辽军区立即抽出三个主力团组成一个纵队，由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率领，向辽宁前进，相机发动进攻，尽可能占领最广大地区，准备与苏联红军会师。

    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又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第二号至第七号命令。在第二号命令中，他命令冀热辽军区部队立即向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收复东北失地……

    中国人民经历了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全面大反攻的战斗号角激昂异常地吹响了。

    8月15日，走投无路的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的这一天。

    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之际，正当各解放区军民向日伪占领区展开大规模战略反攻，敦促和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的关键时刻，准备在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也急急忙忙连续发布了三道“命令”，要求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向沦陷区的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推进”，要求各地伪军就地“负责维护治安”；同时，他“命令”长期坚持在敌后作战的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并“命令”日军维持占领区秩序，等待国民党部队到来时受降。他的“命令”意图很明显，是想拼命地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想方设法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人民军队受降。

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总统的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在条约中特意规定，苏军在解放东北全境后，要把东北政权及时移交给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这实际上是在规定，苏军不得把光复了的东北移交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关东军迅疾土崩瓦解，东北在日本投降后能不能真正回到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成了国共两党斗争的关键一环。

    东北是全国最先沦陷的地区，那里负载着中国人民的深仇大恨，也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战略要地。在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后，中国共产党对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视，党中央一再下达指示，强调战斗在东北沿境地区的八路军前线部队要尽快进军东北，争取东北，以建设我党我军的战略基地和战略后方。国民党也急于抢占和独霸东北。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丢了东北就不能控制华北；其宣传机器称，国民党“没有东北便没有全中国”。与国民党政府结成同盟的美国军方也认为，国民党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共产党进入东北。

    我军进军东北的历史使命，理所当然地首先落在了在华北与东北的主要交接地区——冀东、热南和辽西境内，建立了斗争条件最艰苦、斗争环境也最残酷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冀热辽军区广大指战员的肩上。

    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和晋察冀军区的部署，冀热辽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和组织战斗在热河、辽宁与河北交界地区的第十四、十五、十六军分区的部队，分西、中、东三路出长城各口，迅速进军热河和辽宁腹地。从8月17日起，这三路部队先后出动，开始了率先挺进东北的军事行动。西、中两路急速进入当年长城抗战失利后，被日本侵略者划入伪满洲国版图的热河省境内，相继收复兴隆、承德、平泉等地，顺利地与苏联红军会师，占领了当时的东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热河省全境。进军辽宁的东路部队由从1942年起就坚持战斗在滦河以东地区的十六军分区的军事力量组成，由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这支部队主要由第十二、十八两个团（均为小团，每团有六七个连队）组成，加上朝鲜支队、临（榆）抚（宁）昌（黎）支队和军分区教导队，约有4000余人。十六军分区组成的东进部队在相继攻占卢龙、昌黎、抚宁、临榆等县的一些敌人的重要据点后，于8月25日在抚宁县台头营举行进军东北动员大会，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程。

    为了避免与盘踞在山海关及其附近主要据点的日伪军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拖延进军东北的时间，东进部队在打下秦皇岛以北的重镇柳江和日伪盘据的石门寨煤矿之后，决定先置山海关之敌于不顾，绕道九门口和义院口，由那一带越过长城，向辽宁省绥中县境进发。

    部队在向辽宁进军途中，先派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文率领一个分队作为先头部队出关，设法与苏联红军联络；又派侦察参谋兼侦察连长董占林带一个便衣侦察班，前去侦察山海关以东和绥中以西的日军动向，主要任务是首先查清驻前所及前所车站日伪的兵力部署，为主力部队歼灭关外第一站——前所的敌人创造条件。

    8月29日下午，董占林等人查明，驻扎在前所的日军已于5天前撤回山海关城区，防地只留有400多个人心惶惶的伪满洲国军，约有200多支步枪和10挺轻机枪，及一批军用物资和弹药。根据这一情况，董占林急中生智，当机立断，以八路军某部部队长的名义给留守前所的伪满洲国军写了一封通牒信，命令他们于下午4时前必须投降。同时，他派人向曾克林、唐凯紧急汇报，建议部队争取在当日下午5时前赶到前所镇。早已六神无主、乱成一团的伪满洲国军，没用多长时间就答应了董占林提出的条件。下午5时，在部队赶到时，伪满军在前所村西已全部缴械投降。就这样，由滦东地区出发的东进部队没有费一枪一弹，就拔掉了前所——东进路上的第一颗钉子。

    同一天，先行出关的罗文副参谋长，在绥中县城与苏联红军取得了联系。

    8月30日上午9时，由七八十个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组成的一个侦察分队，在一位上校部队长和少校营长伊万诺夫率领下，分乘5辆汽车和吉普车，携带3门战炮和1部电台，赶到了前所，受到了十六军分区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为了解除部队进军东北的后顾之忧和给后续部队扫清障碍，也为了利用山海关这个铁路交通枢纽，加快部队进军东北的进程，曾克林司令员和唐凯副政委经向冀热辽军区司令部请示，决定借助苏联红军的威慑力量，杀一个回马枪，于当天拿下山海关。当即，他们与苏军侦察分队指挥官共同研究了夺取山海关的作战计划，决定一旦发起进攻，由八路军组织部队担任主攻，苏军以炮火作配合。

常年苦战在山海关附近的十六军分区的战士们，听说要攻打滦东地区最先失陷于敌手的军事重镇山海关，人人精神振奋，个个摩拳擦掌，斗志分外昂扬。

    当时，驻扎在山海关的日军战斗部队有1000多人(包括从各据点龟缩进来的日军)，日本文职人员和眷属有2000余人，伪军、伪警察和伪政府人员约有7000人。敌军的武装力量尽管依然较强，但日本宣布投降已有半个月了，日伪军早就成了丧家之犬和惊弓之鸟，不敢再轻易与八路军作战，特别是不敢与强大的苏联红军正面交锋。

    为了争取和平解放山海关，中、苏两军决定先派人下达劝降通牒，敦促盘踞在山海关的敌军放下武器，立即投降；同时，部队迅速出发，准备敌军若拒绝投降，立即攻城，一举解放山海关。

    是日中午，军分区侦察参谋董占林等人和苏军一位副连长，带着翻译，乘坐苏军的一辆吉普车先行一步，赶往山海关。他们一行人到达山海关城南门外之后，向驻守山海关的日军递交了有中国八路军司令官代表和苏联红军司令官代表签署的《授降通牒》。《授降通牒》命令驻山海关的日军和伪满洲国军，在当日下午2时在山海关火车站无条件向中苏军队投降。日军一再拖延答复时间，其出面的代表在与中苏两军代表谈判时，一再狡辩山海关不属东北辖境，山海关驻军属日方华北方面军统领，并以此借口，强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蒋介石下达的命令，驻扎在山海关的日军的防区和武器、装备等应交给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不能交给苏联红军和八路军，等等。

    日军不肯缴械，也不肯轻易与苏军发生冲突，在设法搪塞的同时，急忙部署撤走其滞留在山海关的大部分军队和文职人员及眷属。鉴于这种情况，中苏两国军队决定按预定计划，用武力攻占山海关。

    下午5时，中苏两军部队到达后，迅速进入指定位置；中苏两军的临时指挥所，设立在山海关外的威远城旧址。

    山海关外围的敌军在中苏两军部队到达前，已全部撤入城里。部队一枪未放，就完成了对山海关城东、南、北三面的包围。

    曾克林决定，由十八团担任主攻，在苏军炮火配合下攻打“天下第一关”，首先突破山海关城的东门城防；由十二团担任助攻，切断敌军退往火车站的路线，进而控制火车站，扫除车站附近的敌人，由苏军派出一个小分队配合作战；军分区直属队为预备队。

    战斗打响前的山海关城显得格外宁静。

    在绚丽的阳光映照下，雄伟壮观的长城和绵延起伏的群山巍然屹立，民族的自豪感和解放失陷国土的使命感在战士们胸中油然升腾。

    战士们各就各位，焦急地等待发起进攻的那一刻。

    就在这时，曾克林和唐凯等人和苏军侦察分队的指挥官决定，为了保护山海关古城不再遭到战火破坏，减少军队和群众的牺牲和损失，再向驻山海关的日伪军下一次通牒。

    苏军少校营长伊万诺夫自告奋勇，亲自到东门去下最后通牒。

    日军依然以正在向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请示”为由，敷衍搪塞，拒不承诺投降。

    敌人两次拒绝受降。黄昏前，指挥部发出了总攻命令。

    苏军的炮弹飞向“天下第一关”城墙。

    十八团以“天下第一关”城楼为主攻目标。勇猛无比的八路军指战员们在苏联红军炮火的掩护下，如猛虎下山一样，冲向山海关东门城墙。守城的日伪军居高临下，凭险抵抗。攻城的掩护部队马上调整火力，封锁城墙上的主要垛口和火力点。

    苏军的战车开上去了，撞开了东罗城的城门。

    八路军的指战员冲进东罗城，继而一股作气，占领了“天下第一关”城楼。

    红旗，在“天下第一关”城楼上高高飘扬。

    敌军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城里逃窜。

    攻城的后续部队紧跟而入，乘胜追击，很快控制了大部分城区。

    日军乘在城外与我方谈判交涉之时，故意拖延时间，将其主力部队和文职人员、眷属及贵重物品等，急忙运往秦皇岛，山海关城内只留下一个中队作掩护。

    巷战，杀得昏黑日没。城里留下的这些日军，最后都龟缩在钟鼓楼附近的一处地下室里，进行负隅顽抗。攻城部队采取水攻，向地下室灌水，迫使100多名日军，死的死，降的降，自杀的自杀。

伪军纷纷缴械投降。

    十二团以火车站、桥梁厂为主攻目标。总攻开始后，这个团兵分三路，沿望夫石村、孟姜女庙进行冲击，其中二、三连动作勇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山海关火车站。日伪守军在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中陷于一片混乱，一个排的掩护部队在眨眼之间即被我军吃掉。与此同时，四连拿下了桥梁厂。

    此后，十二团除留一部于车站、桥梁厂肃清残敌和打扫战场之外，主力则继续向城西南推进，配合十八团断敌退路，一举全歼南门守敌，继而进城与敌人展开巷战。

    顷刻间，日伪的临榆县政府和所谓的“海关”、“银行”，以及监狱等，相继被中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占领。

    兵贵神速。战斗仅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到晚9时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共击毙和生俘日军200多人，打死打伤伪军40余人，生俘伪军、伪警察、伪宪兵、伪职人员等约7000人；缴获各种长短枪3000余支，掷弹筒、迫击炮50多门，各种子弹几百万发，以及大批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

    山海关解放了！

    山海关人民群众兴高彩烈，涌上街头，欢迎自己的子弟兵和苏联红军。

    八路军开仓放粮，救济贫民；不少热血青年，争先恐后报名参加八路军。

    山海关解放的消息迅速传遍长城内外，9月6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胜利喜讯，新华社向全国播报：“华北军事要冲山海关，及沦陷敌手十二年之久的榆关镇，已于8月30日为我军光复。”

    占领山海关之后，东进部队立即发动和组织铁路工人修复损坏的火车头和车厢，组装能开往东北的军车。

    9月3日，就在苏军宣布占领东北全境这一天，一列满载着东进部队的长达40多节的混合列车，由山海关车站出发了。

    整个部队用缴获的军用物资进行了重新装备，一色的新军装，一色的新武器。

    军车一路东进，所向披靡。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到达了辽西重镇锦州。

    9月5日，从山海关出发两天后，部队开进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

    经过反复交涉，苏军同意这支来自冀热辽边区的八路军部队留驻沈阳。碍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在苏军的建议下，东进部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建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和沈阳市人民政府。与此同时，部队大张旗鼓地进行扩军，兵分五路，到辽宁省各地接管城市、乡镇和矿区等；紧接，利用派兵看守日本关东军最大的军用仓库——苏家屯仓库的机会，拉出各种大炮150多门，轻重机枪1000多挺，三八式步枪20000多支。

    9月6日，就在曾克林、唐凯率领十六军分区的部队进驻沈阳的第二天，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率领东进工作委员会及大批后续部队进驻山海关。当日，中苏两军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苏军用电影摄影机拍下了李运昌率领的八路军部队入城的场面。几天后，李运昌率部出关，向锦州、沈阳进发，于9月14日到达沈阳。

    在李运昌率领后续部队即将到达沈阳之际，沈阳的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由于苏军默许八路军进驻沈阳，并把苏家屯仓库交给八路军看守，消息传开，引起了美国等同盟国的关注，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慌和密切注意。美国向苏联提出交涉，苏军怕引起同盟国之间的争端，改变了态度，收回了苏家屯仓库的防务，并要求八路军立即撤出沈阳。曾克林等据理抗争，苏军不愿损害苏中两党之间的关系，决定派卫斯别夫（一译贝鲁罗索夫）大校（一说为中校）作为苏军驻华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全权代表，与曾克林一起乘苏军飞机经多伦去延安，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直接交涉。在延安，经双方会谈，苏军表示承认冀热辽解放区属东北范围，并决定提前从热河和锦州两省（伪满洲国将锦州地区设为“锦州省”）撤出，将热河和锦州两省尽快正式移交给八路军冀热辽部队接管。这样一来，挺进东北的八路军部队不仅在军事上控制了进出东北的主要战略要地，也在政治上取得了合法地位。除此之外，延安此行最重要的成果是，曾克林随苏军代表飞抵延安，给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带来了极其难得的战略情报，为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东北的情况和了解苏军的态度，进而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抗战胜利后东北的战略作用，中共中央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已确定了争取东北的方针。可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际，由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定，给执行这一方针造成了很大的困难。8月29日，就在曾克林率领滦东部队出关解放前所车站、攻占山海关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曾下达一份电报指示，考虑中苏条约签定后的局面，指示“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但要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而且“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并要求部队“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入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农村和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接洽和联络，亦不请红军给我帮助”，“如果红军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等等。这封作了一系列“规定”和“要求”的指示，曾克林等冀热辽军区东进部队的领导人始终也没有获悉。部队进入沈阳后，由于电台功率小，他们跟冀热辽军区司令部已经无法及时取得联系，接受苏军提出的改名“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建议，是见机行事、“先斩后奏”的。但也正因如此，冀热辽军区的东进部队在一举解放山海关后，没有任何顾忌地乘坐火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这一行动就像一把投簧的钥匙，一下“碰”开了我党我军进入东北的大门，为全党全军赢得了争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后，决定立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迅速派人赶往东北开展领导工作，并将原来拟订的“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调整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部署新的全方位的战略转移，全力以赴实现“争取东北，控制东北”的战略目标。随即，党中央明确地向全党提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地争取全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9月16日，新建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委员陈云、林枫、伍修权，还有叶季壮等同志，随同苏军的飞机飞到山海关；9月17日，党中央在正式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后，决定将新四军的主力从长江以南转到长江以北，调苏皖地区的新四军北上到山东，再由山东军区、新四军和冀鲁豫军区抽调主力开赴冀东、东北，并决定加派高岗、林彪、张闻天、李富春、罗荣桓等20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及大批重要领导干部去东北；9月18日，彭真等东北局负责人由山海关改乘火车到达沈阳，开始统一领导我党我军在东北地区的工作和活动。与此同时，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从山东等地大举开赴东北的军事行动迅速梯次开始，林彪也由赶赴山东的途中转赴冀东，经山海关去东北准备担负领导整个东北军事行动的主要职责。在林彪到达东北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由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陈云、程子华任副政委，肖劲光、李运昌、周保忠任副司令，伍修权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在此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从各解放区先后抽调到东北的干部多达两万名，从山东抽调第一至第七师，约5万八路军主力部队，从苏北抽调新四军第三师辖4个旅，约3万新四军主力部队，主要经山海关及长城各口进入东北；此外，从陕甘宁和冀东、冀中及其他地区抽调的部队也有2万人。挺进东北的大军总计有12万人。

    山海关的及时解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大举挺进东北赢得了先机之利。10月13日，待蒋介石委派的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率领接收大员400人从重庆飞抵长春，和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交涉，要求接管东北主权时，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出现的八路军出关部队已经基本控制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熊式辉见大批八路军部队被苏军“放”了进来，向苏军提出让八路军部队撤出东北的“交涉”，苏方以“不干涉内政”为由不予理睬，使蒋介石“和平”接收东北的企图最终成了泡影。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一面将其远在越南、缅甸和西南、西北等大后方的部队急忙调往内地，妄图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手中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伺机发动内战。为了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手中夺回东北，10月18日，国民党宣布建立东北保安司令部，任命杜聿明为司令官，开始在美国海、空军的直接援助下，大肆向东北边境运兵。美军的装备比较先进，比国民党军队先行了一步。10月1日，美军第七舰队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美军第七舰队海军陆战队第三师一部在塘沽登陆的第二天，在邻近山海关的秦皇岛登了陆；10月2日，美军第七舰队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的另一部也在秦皇岛登陆。这两支美国军队共约18000人，在塘沽和秦皇岛相继登陆后，即进驻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和秦皇岛、北戴河、昌黎、滦县等地，控制了北宁铁路关内沿线各个车站和主要桥梁。10月10日，美军开始向山海关推进，扬言要强行修复由秦皇岛至山海关间的铁路；之后，又不断以到山海关“观光”为借口，试图到山海关作军事侦察。紧接，美军公然为国民党军队往东北运兵；苏军不准在大连、旅顺登陆，美舰在营口、葫芦岛试探登陆被拒后，不得不把国民党军队运到秦皇岛，企图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山海关打开缺口，由陆路进犯东北。从10月中旬起，到11月上旬，美国军舰先后从越南、云南、广州、上海等地运抵秦皇岛的国民党军队有第十三军第四、五十四、八十九师，第五十二军第二、二十五师，第九十四军第五师，总计6个师，7万余人。这些军队，均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色美式、日式装备，不但武器精良，而且训练有素。国民党的军队陆续到达秦皇岛后，开始沿秦皇岛至石门寨一线分布兵力，抢修工事，作进攻山海关的准备。

    时至10月下旬，山海关上空战云密布。国民党军队发起的进攻山海关的战争呈一触即发之势。

    曾克林率领东进部队直插锦州、沈阳之后，留守山海关的是十六军分区的第二梯队及临抚昌支队；到9月14日，临抚昌支队改建成第四十七团，与第十七军分区新组建的第四十六团建成第十九旅，由第十七军分区副司令员张鹤鸣任旅长，负责山海关的防卫；紧接，又建立了山海关卫戍区司令部。在中共中央决定战略重点北移后，山海关成了出关大军的重要兵站，不少部队和赶赴东北的重要干部都是由这里转赴东北的。自10月中旬始，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东北，辽西、辽东沿海地区的军事形势陡然紧张起来，李运昌奉命由沈阳赶赴锦州，在山海关和葫芦岛、营口等地布防；为增强山海关的防务力量，李运昌特意从锦州派第二十二旅第六十四团（缺一营）赶往山海关，划归十九旅指挥，与十九旅的两个团共同担负在山海关阻击国民党军队进犯东北的重任。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强大攻势，驻守山海关的不到3个团的部队严阵以待，第四十七团主要负责防御九门口长城一线，第六十四团部署在山海关西罗城至石河东岸，向南延至老龙头一线，第四十六团负责防御山（海关）秦（皇岛）公路北侧至首山、角山和二郎庙一线。时不我待，全体指战员抢构工事，准备凭借长城天险，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

    10月25日，美军和国民党军队在派出大批飞机连续两天在山海关上空进行侦察和空中示威后，开始向山海关进行试探性的进犯。这天一早，国民党军队从秦皇岛出发，沿山秦公路向山海关开来。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较慢，队伍拉得很长，走走停停，直至近午时才逼近我方前沿阵地。我军向国民党军队发出警告，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返回，国民党军队不听，向我军首先开枪射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军被迫按照作战方案，以密集而猛烈的火力予以反击。国民党军队见我军未被“吓”退，防备又比较严密，火力也异常凶猛，不得不退了回去。

    此后两三天，国民党军队不再贸然进犯，除与美军继续派飞机来山海关上空盘旋外，在秦皇岛与山海关之间到处设立营盘，布置阵地，准备步步逼进。

    10月26日，针对美军公然协助国民党军队“向中国解放区特别是向驻山海关之我军实行军事压迫”之行经，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受朱德总司令之命，致函美军观察组叶顿上校，向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特梅耶（即魏德迈）提出了严重抗议，强烈要求美方“立即采取有效步骤，制止秦皇岛一带美军此类行为”。然而，驻扎在秦皇岛的美军对叶剑英参谋长的抗议置若罔闻，公开派出一些军官和士兵，支持国民党军队进犯山海关。

    10月28日，整营整团的国民党军队，以美军驾驶的吉普车为前导，列成四路纵队顺山秦公路向山海关公然开进。我驻防山海关守军命令美军的吉普车停止前行，要求美军派代表进行对话。为首的一个美国军人声称他们是“停战调停小组”的，要到山海关视察。我军当即提出，美国军人可以过来，国民党军队必须原路退回。这些美国军人不听，一定要让国民党军队和他们一起开进山海关，并扬言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让国民党军队进驻山海关。我方再三劝阻，双方争执有半个小时。最后，我方向美军提出了严正抗议，严令其退回秦皇岛，否则后果自负。有几个美国军人根本不听劝止，上了吉普车，开动车子就往阵地里闯，国民党军队见势，跟在后面蜂拥而上。就在美军的吉普车即将闯进我方阵地那一刻，我军的几挺重机枪和所有的火力几乎同时开了火，猛烈扫射那辆吉普车和跟进的国民党军队。顷刻间，美军的吉普车被打翻在地，一人被当场击毙，两人受伤，另几人跪在地上举枪投降，其他美国军人抱头鼠窜；企图倚仗美军的威势“闯”进山海关的国民党军队，在阵地前留下了一些死尸和重伤员，随之溃逃一空。

    事后，在我方的严正抗议下，驻秦皇岛的美军承认了错误，我军送还了美军被俘人员和死亡者的尸体。尽管魏特梅耶在北平、上海、重庆等地，一再为美军这次在山海关直接进行的军事挑衅诡辩，但美军帮助国民党军队发动内战的丑恶嘴脸已经再也无法掩饰。此后，驻秦皇岛美军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充当国民党军队进犯山海关的开路“先锋”了。被美军运到秦皇岛的国民党军队见威胁和恐吓，再加上美国人亲自出马，都无法达到进占山海关的目的，便向我驻守山海关的部队展开了全面进攻。一时，南起老龙头，北至二郎庙和角山的阵地，到处炮火连天。国民党军队连续两天用几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首山、角山和二郎庙等防守阵地发动猛烈进攻，均被我英勇善战的四十六团指战员打退。

    国民党军队的攻势全面铺开后，我军的战线拉得过长，兵力明显感到不足。就在这时，准备经古北口开赴东北的山东渤海军区第七师6000多人遵照中央电示，改路开进山海关防区，集结在山海关北部长城线上的义院口、九门口一带。七师的3个团在11月3日到达后，极大地增强了山海关的防守力量。七师师长杨国夫被任命为山海关保卫战的总指挥，张鹤鸣任副总指挥。到这时，冀热辽军区和山东军区的部队加在一起，有万余人，但与国民党军队的六七万人相比，兵力相差仍比较悬殊。杨国夫和张鹤鸣等人重新部署了部队，分配了兵力，进一步加强了重要阵地的布防，战略战术也开始由单纯防御转变为与骚扰性的进攻相结合的积极防御。

    11月4日，杜聿明委托美国士兵给我军送来“通牒”，限令驻守山海关的八路军部队在48小时之内“撤出山海关”，“离开铁路30公里以外”，“不然就用武力接收山海关”。杜聿明的“通牒”被我军断然拒绝。

    从11月5日起，国民党军队发起新的一轮大规模进攻。我军在英勇抗击的同时，利用国民党军队调动部队之机，派出以班、排、连为单位的小分队主动深入到国民党军队后方进行骚扰，把国民党军队打得手忙脚乱，昼夜不得安宁。我军每次出击都有收获，特别是夜袭，使国民党军队始终也没有搞清我防守山海关的神出鬼没的部队有多少人，而我军却通过俘虏，清楚地了解了敌情。

    11月8日，国民党军队以两个整师的兵力妄想一举攻下首山、角山防线，二三十架飞机轮翻轰炸，激战8小时，我军顽强地守住了阵地。

    11月13日，杜聿明出现在山海关阵地前。这些天，他坐着飞机去长春，回重庆，在辽西、辽东到处寻找登陆的地点，结果发现苏军处处作梗，先是不准在大连、旅顺登陆，后又把营口暗中转交给东北人民自治军防御，辽西地区也提前撤出，交给共产党的部队防守。跑来跑去，他终于发现，海上的通路已经基本堵死，只剩下打开山海关防线这一条陆地通道了；可在这种情况下，他手下的军长和师、团长至今连防守山海关的八路军有多少兵力都没有搞清，估计防守山海关的八路军兵力是几万的都有，有的甚至估计在10万以上。他决定到实地观察一下。在前沿阵地，杜聿明以其老道的军事家目光发现，八路军驻守山海关的部队达不到几万人，炮火配备也不算很强，他的所有部下都有点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草木皆兵了。

    杜聿明回去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国民党军队十三军第四师、八十九师继续向山海关正面发起进攻，攻击重点放在石河铁路大桥一带；十三军第五十四师进攻九门口，经角山寺东麓向山海关侧背包围；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为迂回部队，击破义院口地区长城防线后，迅速到山海关以东的前所一带截断八路军的后路。

    命令下达后，杜聿明亲自上前线督战，发出了“宁可损失两个团也要拿下山海关”的誓言，摆出了破釜沉舟的架势。

    11月15日，双方的决战达到白热化程度。国民党军队的攻势越来越猛，我军浴血奋战，一寸阵地也不轻易放弃。我军的不少阵地被国民党军队的炮火削掉了厚厚一层，一些主要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得相当激烈。

    是日深夜，杜聿明见山海关正面的进攻依然受阻，义院口和九门口久攻不下，在蒋介石的“不失时机，占领东北”的急电催促下，连夜电令其迂回部队偷越义院口之北无人防守的城子峪口出长城，进入东北，向永安堡地区袭击。

    11月16日早晨，我军获悉杜聿明的部队已由城子峪口出长城进入绥中境内，企图从背后包抄山海关我防守山海关的部队的紧急情况，决定根据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的命令，主动撤离山海关。杨国夫、张鹤鸣召开指挥部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我军兵力不足，无战役预备队阻击迂回之敌，预定的掩护大部队出关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敌众我寡、难于扭转危局的形势下，应当机立断，趁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形成合围，尽快撤到辽西走廊的另一道防线，向锦州靠拢。

    部队准备撤离山海关，在城北的角山阵地，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落在了七师第二十团二连的指战员肩上。角山阵地在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沙石与弹片横飞，到处是火光和硝烟。二连的指战员咬紧牙关，以弹坑为掩体，顽强地坚守着阵地。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的连长杨富贵，不断地鼓励战士们，要与阵地共存亡，一定要完成师、团首长交给的任务。国民党军队一批接一批向山上爬来，二连的步枪、轻机枪、掷弹筒、小炮、手榴弹一起开花，国民党军队每前进一步都要扔下几十具尸体。战斗最激烈时，一股从侧翼冲过来的敌人眼看就要接近战壕，一排战士一跃而出，冲向敌群，没用上10分钟，打死打伤国民党军队100多人。就这样，在角山的半山坡上，敌我两军之间展开了一场残烈无比的恶战。五班的战士被100多个敌人包围，手榴弹扔光了，就用石头拼；衣服着火了，干脆就死死抱住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上午10点钟，我军才撤下阵地。在这次战斗中，二连共有1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16日下午4时，掩护十九旅旅部机关、直属队和其他机关撤退的四十六团撤出战斗，以最快的速度开到绥中境内。团长龙水文亲自率领一连和特务连掩护全团撤退，直至5点半左右才完全撤离阵地。这两个连到达前所镇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停留不到两小时，从九门口方向攻过来的国民党军队已接近前所镇，国民党军队进前所城西门时，我军悄悄从东门撤出，在绥中县城与大部队胜利会师。

    就在我军主动撤离山海关这天晚上，我留守在冀东的部队发动民兵和平民百姓在昌黎至滦县境内的北宁铁路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破交战，将几十里的铁路完全破坏，导致北宁铁路关内段瘫痪了好长时间。

    山海关保卫战，前前后后，历时22天，我军以很小的代价，成功地阻挡了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进犯的攻势，迟滞了国民党主力部队进入东北的时间，为我党我军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继续赢得了战略上的先机之利。待山海关保卫战结束之际，我党我军调集的两万干部和十万部队已通过山海关和长城其他各口，全部到达东北境内。我军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战术，最终在白山黑水站稳了脚跟，建立了稳固的东北根据地。3年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辽沈战役，进而作为最强劲的战略力量入关作战，与华北人民解放军一起夺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这两大战役与淮海战役一起，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奠定了新中国势不可当的诞生。

    解放山海关与保卫山海关，是古城山海关在设卫建关后所历经的诸多重大战事中最后的一次战事，也是最具璀璨的历史光芒的战事。当年，人民的子弟兵仅仅占据山海关有47个日日夜夜，却赢得了历史的千载一时之机，赢得了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的战略基地，赢得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