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枪响山海关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在关内外两个军阀集团你死我活的大决战中显示了极其重要作用的军事要塞——山海关，被获胜的奉系军阀派兵牢牢控制。到1925年11月，北方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反对奉系军阀的战争；是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反帝、反奉运动影响下，奉军将领郭松龄对张作霖的骄横恣纵、倒行逆施极为不满，在距山海关只有90公里的滦州（滦县）率部倒戈，组建了东北国民军，一下打出山海关，直抵沈阳附近，给了张作霖以致命的打击。张作霖为了摆脱被郭松龄消灭的绝境，饮鸠止渴，答应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以得到二十一条中关于它在满蒙的特权为换取日方支持的条件，为日本侵略者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留下了极大的隐患。郭松龄倒戈失败后，张作霖对冯玉祥恨之入骨，与吴佩孚弃嫌修好，于1926年3月，率领奉军进入山海关，相继占领滦州、天津，并于4月中旬进占北京，再度操纵北京政局，当上了所谓的“安国军总司令”；后来，他为对抗势不可挡的北伐革命军，又当上了北方剩余的军阀拼凑起来的“安国军政府”的“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1月，窃取北伐战争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发动了所谓的“第二次北伐”，举兵北进。是年5月，张作霖见“安国军”大势已去，通电议和又不被蒋介石接受，决定布置残留的奉军退守东北，以俟时机东山再起。妄想让失势的张作霖把东北拱手让出的日本田中内阁，先是计划将由山海关败退关外的奉军缴械，迫使张作霖回奉后下野；后是下了毒手，将不肯乖乖“出卖东北”的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炸成重伤致死。张作霖死后，“少帅”张学良继位，到年底宣布东北“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山海关至此才不再成为奉军与国民政府军队对峙的“界关”，相对平静起来。

    但山海关作为军事要地，只平静了不到3年时间，又陷入战争的边缘，成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拒侵略我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防御前线。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野心由来已久。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以后的两三年间，日本侵略者乘郭松龄倒戈和奉军败退东北之机，变本加厉地攫取在东北的特权。而张作霖为了操纵北京军阀政权，把大量军队调往关内，造成东北空虚，也给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施行其“满蒙政策”留下不少可乘之机。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日本侵略者无法逼迫张学良和东北军民就范，最终在1931年9月18日夜间，铤而走险，在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3月，占领了整个东三省的日本侵略者扶植清朝废帝溥仪为傀儡皇帝，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公然以山海关划线，视山海关为伪满洲国的所谓“国境线”上的主要“边关”，先后在山海关车站设置其所谓的“海关”、“铁路办事处”及“警察分驻所”等机构。此后，山海关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主要目标。时至1932年岁末，战火一步步向山海关逼近；1933年元旦，“榆关事变”爆发，中国驻守山海关的军队忍无可忍，奋勇抗击入侵的日本侵略者，打响了长城抗日第一枪，在古老的雄关之上一举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把持南京国民政府大权的蒋介石坚持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数以十万计的东北军放弃抵抗，几乎全部退至关内。一时，山海关及其附近的长城沿线变成了遏制日本侵略者由东北进犯华北的最重要的防线。

    东北军退入关内后，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军队为以爱国将领何柱国为旅长的第五十七军独立步兵第九混成旅。这支部队在东北军中以骁勇善战著称，进驻山海关以后，恪守职责，纪律严明，布防得当，有力地确保了山海关的防卫安全。1932年7月，鉴于山海关地区 的抗敌形势越来越严峻，中国军队成立了临（榆）永（平）警备区司令部，由何柱国将军出任司令；临永警备区的辖区包括山海关所在地临榆和抚宁、昌黎、卢龙（旧时永平府治所在地，民国初曾改名永平府）、迁安等县，还有在原来的永平府辖境长城以外地区设立的都山设治局（今青龙满族自治县的前身）管辖的区域，主要是滦河以东的沿长城地区（含临榆、抚宁、迁安等县长城以外划归都山设治局的绝大部分地区）。到这时，驻扎和布防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除负责镇守山海关地区的独立步兵第九旅之外，还有独立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和炮兵第七旅第十三团山炮一营、工兵第七营等。这些军队，分布在西起滦河，东、北至长城各口，南到临榆、抚宁、昌黎等县沿海地区的一个较大的防御区域内。                        

    山海关早在1900年遭到八国联军入侵后，就已不再是中国军队的纯粹防区了。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辛丑条约》尚未废除，山海关仍驻有多国部队，其中日本军队驻扎的营盘距山海关城仅有2公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加紧向山海关渗透，加强了驻扎在山海关南门外的火车站的日本守备队的军事力量，让日本有名的落合大将的儿子、与东北军不少将领都比较熟悉的落合正次郎，出任秦榆守备队队长。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一路侵犯到榆关城东门外，在山海关东北1公里的威远城至吴家岭一线，即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抵御奉军的主要阵地安营扎寨。那一带的地势略高于山海关所依的长城，驻扎那里的日本关东军居高临下，虎视眈眈，足以给山海关城区的防御造成极大的威胁。这样，山海关城，即临榆县城的南门和东门都在日本军队的严密监视之下，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只能在北门和西门可以自由出入。此外，山海关车站设有伪满洲国非法设立的所谓“海关” 、“铁路办事处”及“警察分驻所”等敌伪机构，山海关城区还有不少做刺探情报工作的日、韩侨民，中国军队的一切军事行动很难瞒过敌人的耳目。

    “榆关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一步有计划、有步骤入侵的预定行动。日本侵略者深知，占领了山海关，就打开了入侵中国华北地区的门户。为了尽快侵占山海关这个军事要塞，使山海关变成他们侵略华北的桥头堡，他们对镇守山海关的中国军队软硬兼施，采取了先拉后打的态度和策略。日军占领锦州后，驻扎在山海关车站的日本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开始秉承上级旨意，频频与和他早就相识的何柱国将军接触，笼络“日中亲善”的情感。1932年11月间，日本关东军开始向沈阳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即京奉铁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后用此称）沿线大举调动部队，在皇姑屯至山海关间的各个车站分驻重兵，并派第八师团开抵锦州，做入侵山海关的军事准备。与此同时，落合正次郎开始以取缔东北抗日义勇军和确保“满洲国”安全为借口，以提供足够的军饷，帮助何柱国拿下热河，实行独立自治，继而进取天津、北平为诱饵，要求何柱国创立一个包括滦东和热河全省（原热河特别区，1928年改设为热河省，辖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及内蒙古赤峰市一带，省会设在承德市）在内的缓冲区，切断令日本关东军极为头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与关内中国军队的联系（当时中国军队和民众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援助主要通过山海关等关口）。这实际是在想让何柱国走上卖国求荣的“汉奸”道路。何柱国见日军欲侵占山海关和滦东地区，以及整个热河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意识到山海关的战事步步逼近，一面与落合正次郎虚与委蛇，一面迅速向坐镇北平的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将军报告，建议从速准备应变。

    日本军方见做何柱国的“策反”工作迟迟难见成效，开始有预谋地进行军事挑衅，以逼迫中国驻山海关的守军就范。12月8日晚上，进驻锦州的日军第八师团的一列铁路铁甲车，以追击东北抗日义勇军为借口，顺北宁铁路线开到山海关车站东端的长城缺口，并悍然向山海关城内射击炮弹有38发之多。山海关城里顿时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数处民房被毁。被炮火惊骇的居民到处躲避，人人自危，均深深地预感到遭受侵略的灾难即将降临。       

    炮击事件发生后，中国军队没有立即还以颜色，而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

    何柱国将军出面与日军进行交涉，日方非但不认错，反诬中国军队首先开枪射击，并且恶人先告状，致电驻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提出了三项无理要求，一是事出误会，由中国军事当局用书面向日军道歉；二是“满洲国”警察有驻扎榆关之权；三是驻榆关之日本守备队行动，当地中国军队应予以保护。对日军这种惯用的卑劣伎俩，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面前一筹莫展的国联奉行的仍然是绥靖政策，而国民党把持的南京政府依旧一味妥协退让，这无疑助长了日军对山海关的侵略势焰。此后，日本关东军一面逼迫中国守军“道歉”，一面又陆续调兵遣将，把3000余名步兵和40多门野炮、重炮分布在石河桥东、南门外及城东二里甸、威远城一带，另有3列铁甲车和20多辆坦克停在南水关城墙缺口及车站、石河大桥一带。驻旅顺的日本津田第二舰队也派10余艘驱逐舰，分别停泊在山海关、秦皇岛海域，进行示威。

    至1932年12月底，日本进攻山海关的陆、海、空军集结完毕，只待寻找可乘之机。

    这时，日军仍想兵不血刃，拿下山海关这个军事重地。他们派落合正次郎同何柱国将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密谈。

    在密谈时，落合正次郎告诉何柱国，日本方面已制定了供何柱国和中国驻山海关守军选择的两个方案，一是由关东军直接采取行动，占领并封锁山海关及长城各口；二是由何柱国出面缓冲，立即在滦东和热河地区建立独立自治区。落合正次郎当即言明，若是何柱国同意后一个方案，日方立即送给何柱国本人200万日元，何柱国率领的军队全部饷械另由日方供给；若是何柱国不同意这一方案，日方只能采取直接行动，届时不但要占领山海关及长城各口，如有必要，即使进取北平、天津也无所顾惜。最后，落合正次郎用中国的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劝何柱国不要错失良机，否则将与东北军同归于尽，后悔莫及。他一再申明，这是他奉命与何柱国进行的最后一次交涉，何去何从，让何柱国当机立断。

    这无疑是等于向中国军方镇守山海关的最高将领下了最后通牒。

    在敌方的威胁、利诱面前，已经升任五十七军军长的何柱国将军，当即没有严辞拒绝，假托“独立自治”之事容稍待数日再作答复，立即启程，星夜赶往北平向张学良汇报紧急态势。

    张学良在得知日军即将动手入侵山海关和滦东，以及热河全境后，连续几天在北平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最后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作出应急部署：商震率领六十二军火速开往滦河沿线，援助五十七军守住山海关和滦东地区(后转赴迁安县境的长城要隘——冷口)；宋哲元率领二十九军迅即开赴迁安县境的另一个长城主要关口——喜峰口设防；王以哲军开赴古北口；万福麟军推进到抚宁县境的界岭口以北地区。同时命令，何柱国率领的五十七军继续负责正面迎敌，将主力部队布置在山地较多的北戴河至界岭口一线设置防阵，第九旅仍肩负防卫山海关地区的重任。第九旅的部署是：六二七团驻山海关城西红瓦店、七星寨一带，六二五团驻山海关城西五里台、孟家店、角山寺一带，六二六团依然留驻守山海关城，分别部署在西南水门、南门、东南角楼、天下第一关以北至东罗城北门、北翼城和西关等城防阵地。当时，五十七军制定的作战计划是，九旅各团尽力阻击进攻山海关之敌，若日军攻势太猛，山海关防线难守，在何柱国将军精心构置的“第二长城”——布置有大批主力部队的北戴河至界岭口一线与敌人展开决战，务求获胜。

    何柱国急急赴北平一去无回，中国军队抵御日军入侵关内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即，驻山海关的日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榆关事变”，挑起了侵占山海关的战火。

    1933年1月1日，又一个新年开始了。

    就在这一天，日军开始了进攻山海关的军事行动。

    当日上午，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守备队出现在车站近处的山海关南门外，催促住在南关一带的日本侨民搬离，明目张胆地透出了日军即将行动的信号。

    下午2时许，驻扎在山海关车站附近的日本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通知所有留在临榆城里的日本侨民在5小时之内，全部退入城南的日本兵营“避难”。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开始向中国驻军挑衅。驻山海关车站的日本守备队的一个中队集结在南关大街上，突然向守卫在那里的中国哨兵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中国哨兵猝不及防，被迫撤至南门附近，听候行动命令。

    晚上9点30分，由绥中开来一列满载气势汹汹的日本士兵的军车。这些日军士兵一下军车，便分布在车站附近，随意放枪。

    晚上10点40分，车站附近传来几响爆炸声；紧接，日军从城南的日本兵营向山海关城射来5发重型炮弹。

    炮声刚落，日军在车站及南关一带展开阵势，鸣枪向守卫山海关城的中国军队示威。

    同时，受日军指挥的伪满洲军便衣队企图乘乱进占山海关城，被中国哨兵发现，当即被击退。

    午夜12时许，日军见一连串的挑衅与恐吓都没有得逞，向中国守军提出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四项条件，一是要求山海关的南关归日军警戒，二是要求布防在南关的中国驻军撤退到城内，三是要求撤退守卫在南关的中国警察及保安队等，最后要求撤退守卫在城上之中国军队。中国守军根据蒋介石针对榆关事态发出的“无论日军如何挑衅，我守军不予还击”的指令，答应南关可暂由日方警戒，在南关的中国稽查队可暂时撤入城内，其余条件待天明再议。

    日军不依，双方交涉陷入僵局。

    这一天，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中国驻榆部队已知与日军交战极难避免，急电北平，请何柱国将军速返临永警备区司令部（设在第九旅旅部）；何柱国连忙由北平返回山海关前线，同时电令山海关守军六二六团团长石世安，率领全团官兵积极做好应战准备。

    1月2日凌晨，驻扎在山海关南关的中国铁路警察被日军缴械，设在山海关车站的中国铁路稽查队也被迫由南关撤入山海关城内。

    凌晨5时，日军继续增兵，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的3列铁甲车，载步、炮兵2000余名，开到山海关车站，加入攻打山海关城区的阵容。

天刚亮，日军又派人提出新的条件，要求中国军队开放南门，撤去城上的警戒哨，南门和南门城楼均交日军警戒。

    这实际上是想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山海关城。

    日军肆无忌惮的挑衅激怒了守城的广大爱国官兵。他们身为东北军军人，备尝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之苦，深受东三省大好河山遭到沦陷之害，决心不让白白丢失东北的一幕在山海关重演，发誓要与山海关共存亡。

    1日晚，全城军民连夜抢修防御工事，在各街道主要路口挖战壕，设置路障，各家各户挖地窖，四门紧闭，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

    何柱国由北平返回，到达秦皇岛时，得知战斗即将打响，下令日军如果攻城，坚决予以抵抗。

    保卫山海关的战斗打响以后，在返回前线途中，深觉一年多来的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的为难情景终于告止，吟出“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何柱国将军，向热血沸腾、英勇奋战在山海关前线的部下，发布了《告士兵书》。他慷慨激昂地袒露了自己的耿耿心迹：“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之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

    2日上午9时，日军正式向山海关城发起进攻。

    日本守备队的一个名叫“儿玉”的中尉，带领70余人，在南关民房上架设机枪与平射炮，向山海关南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射击。紧接，日军的一些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架梯爬城，进行强攻。

    中国守军英勇还击，打响了长城抗战第一枪。

    守卫南城墙的是六二六团一营。

    在熊熊燃烧的战火硝烟中，全营官兵在营长安德馨的率领下，个个身背大砍刀，腰缠手榴弹，一溜儿排开，站在城墙的垛口边上沉着应战，带着满腔复仇的怒火，奋不顾身，勇敢杀敌。

    攻城的日军登时被打得落花流水，日军中尉、号称“拼刺能手”的儿玉被当场炸死。

    在同仇敌忾的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下，日军丢下十几具尸体，终于停止了爬城，开始向回撤退。

10时，敌人不甘失败，重新集结兵力，沿石河铁桥、南关、二里甸、威远城、吴家岭等地，从西、南、东三面包围山海关城，向中国守军的城防阵地全面展开进攻。

    进攻开始时，日军的30余门大炮齐鸣，向城内集中轰击。同时，有8架飞机沿着城墙低飞，投弹扫射。

    在日军大炮和飞机的轮番轰炸和扫射下，中国守军的伤亡很大。

    紧接，日军出动20余辆坦克，掩护步兵又向城墙猛扑过来。

    中国守军毫不畏惧，凭着大刀和手榴弹，顶着猛烈的炮火，坚守阵地，和敌人展开最惨烈的搏斗。

    双方前后激战长达4个小时，日军攻城的作战计划始终未能得逞。

    入夜，日军继续调兵，加强对山海关城区的包围；停泊在老龙头海面的4艘敌舰，彻夜不停地用探照灯四处照射。

    为了攻破山海关城防，日军不惜调动陆、海、空三军的兵力，布成了陆、海、空联合进攻的阵势。

    1月3日上午8时，日军又开始发起了新一轮攻击，由从东北调来的第八师团铃木旅团担任主攻。

    8时许，先是由数架飞机在山海关城上空盘旋投弹，后有一架飞机从山海关飞向秦皇岛、南大寺、北戴河、昌黎一带，侦察中国军队的动态。

    10时，日军集中海、陆重炮和飞机，轰击山海关南门一带。南门城楼被炮火击中，附近的城墙也被炸豁。紧接，铃木旅团和由舰艇登陆的陆战队，纠集多达6000余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南门一带猛烈进攻。

    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中国守城将士临危不乱，在营长安德馨的指挥下奋勇还击。

    这些勇士居高临下，依托有利的地形，远则以机枪扫射，近则以手榴弹投杀，打得是泣鬼神，惊天地。

    双方在南门城楼和附近城墙进退拼杀，伤亡都很惨重。

    敌人见立攻不下，便向城内发射燃烧弹。一队日军借着浓烟摸上了守备力量比较薄弱的东南角楼。之后，南门也被日军占据。

    形势紧急，中国守军预备队立刻向南门增援反攻，第十一连自东门(即“天下第一关”城门)向东南角逆袭，很快将得逞一时的敌军击退。

    战火纷飞，抗日健儿浴血奋战，山海关城岿然不动。

    午后2时，日军的强大攻势再次对准了东南城角。

    猛烈的炮火将城墙轰出一个巨大的豁口。

    敌人由豁口突进，中国守军屡堵屡仆，拼争非常激烈。

    最终，东南城角终因敌我双方的力量众寡悬殊而告失守。

    日军突破东南城角后，立即沿城墙推进，给中国的守城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同一时间，日军集中坦克冲破南门城门，迫使中国守军向城内撤退。

    坚守东南城角及魁星楼附近的六二六团一营二连连长刘虞宸壮烈牺牲；

    领兵试图夺回南门的三连连长关景泉战死；

    四连连长王宏元等相继殉国……

    六二六团一营官兵不甘南门城门失守，同冲进城内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他们挥舞大刀，在南大街的每个道口与敌人展开贴身肉搏。

    营长安德馨一马当先，率领两个班的战士奋勇杀敌。他的头部、肘部多处中弹，却仍然奋不顾身，越战越勇，直至在西关清真寺附近壮烈牺牲。

    安德馨营长用自己的生命的音响和光华，实践了自己在镇守山海关的战斗中立下的壮烈誓言：“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本人一日不能过去。日人要过，只有在我的尸体上踏过。”

    安德馨营长英勇就义后，一营官兵继续浴血杀敌，无一投降。

    在南门一带的争夺战异常激烈之际，城东二里甸、馒头山方面的日军亦已迫近城下，东北城角和北门、西门经顽强抵抗，也相继失守。

    下午3时，团长石世安忍痛下令部队由西水门撤至城外，退守西关。紧接，在已占领城墙的日军机枪的猛烈扫射下，剩余的部队被迫一直撤退到石河西岸的兄弟团防线。

    这一天傍晚，日军在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后，终于控制了山海关全城。

    日军为进攻山海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日本陆军省公布，日军“阵亡军官4名，下士官以次15名，负伤军官3名，下士官以次99名，总计死伤120名”；实际上，其伤亡的人数在四五百名以上。

中国守军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也作出了惨烈的牺牲。英雄的六二六团，在两天的拼杀中，阵亡的官兵多达400余人，负伤300余人。一营除营长安德馨牺牲外，二、三、四、五连连长均战死（五连连长谢振藩在撤退时牺牲）。

    劫后的山海关城区惨不忍睹。城里城外的商号毁于日军的炮火者达500户以上，无辜居民伤亡3000多人。山海关失陷后，城内外不少地方的大火燃烧了有3个昼夜，到处是残墙焦土，死尸狼藉。日军入城后，大肆搜捕抗日军民，滥杀无辜，实行血腥镇压。

日军占领山海关后，企图继续西犯。1月4日，五六百名日军在战车掩护下，沿平榆大道进攻山海关城西的中国守军五里台防地，被严阵以待的九旅六二七团官兵击退。1月6日，日军在山海关增兵达6000多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攻山海关城西中国军队防守的石河阵地，又被击退。

    山海关失陷后，何柱国将军按照预定计划，指挥五十七军在北戴河至界岭口一线严密布防，准备与日军决战，为在山海关洒血捐躯的烈士报仇，为保卫华北而战。然而，令何柱国和五十七军将士没有想到的是，日军两次进攻中国军队设在山海关城西的防线后，突然改变了进攻方向，先于1月10日集中兵力攻占了与山海关成犄角之势的九门口，后于2月21日以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为主力，纠合伪满洲军，有10万人，兵分三路进攻热河。当时，热河守军有10万余人，在数量上并不少于日军，却因国民党把持的南京政府无抗战的决心，再加上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带头逃跑，致使日军长驱直入，仅在10余天时间之内就丢失了热河省会承德。继而，日军进犯长城古北口、喜峰口等各口，直逼平津。至此，由榆关抗战点燃的长城抗战全面展开。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把守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的二十九军官兵，以浴血山海关的安德馨等壮士为榜样，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3月9日至19日的10天里，战士们手持步枪、手榴弹、大刀等武器，靠近战、夜战痛歼来犯之敌，迫使日军退至罗文峪以北5公里之外。防守古北口一线的十七军二十五师和王以哲部，对来犯日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二十五师伤亡的官兵多达4000多人，使日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才占领了古北口，继而又被阻止在南天门一线，不敢再轻率南犯。4月初，日军集结7000人向滦东大举进犯；11日，日军攻破冷口，继而攻占迁安，致使防守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的二十九军官兵腹背受敌，渐次向三河、平谷以东地区退却；同时，也迫使坚守滦东的五十七军和五十三军主力退至滦河西岸。旋即，整个滦东地区被日军占领。

    榆关抗战，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在国内激起了异常强烈的反响。山海关失守后，全国各地人民和各阶层人士一致发出抗日救国的呼声，纷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责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解决之错误，及和战不决之失策，坚决要求武力抗日，积极援助前方将士，唤起民众，共同御侮。不少地方的群众团体致电前线，激励防守长城要隘的勇士奋勇杀敌；同时，许多城市发起支持前方抗战的募捐献物活动。一些著名爱国人士相继发表了重要演说，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战。宋庆龄于3月9日指出：“榆关陷落，平津动摇，我们应一致奋斗。”冯玉祥将军则表示：“榆关陷落后，暴日侵略更亟，华北危迫日甚，决以平民资格，筹组义勇军，以纾国难。”

    在榆关抗战中壮烈殉国的六二六团一营营长安德馨，是回族人，原籍保定清苑。他牺牲后，居住在山海关西关清真寺附近的回民冒着战火抢出他的遗体，交由第九旅旅部转运到北戴河车站。何柱国将军特电北平，请予公葬，以慰忠魂。1月19日，北平各界人士和民众为安德馨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公祭仪式，张学良将军题赠安德馨烈士的挽联是“重侔泰岱”。举行公祭仪式后，安德馨烈士的遗体被转送回其保定原籍安葬，北平回教同胞和各界代表送行，沿途数万群众肃立默哀，气氛激昂悲壮。2月12日，上海回民举行了榆关阵亡军士追悼会，为了悼念和继承烈士的抗日精神，大会决议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捐献“安德馨号”飞机一架。

    为了永远缅怀和纪念榆关抗日将士的功绩，祭奠先烈，垂范后人，1988年1月，在纪念榆关抗战55周年之际，由山海关各界人士倡议，山海关人民在南水门外环城公园西侧建立了“榆关抗战纪念碑”。如今，那高高矗立的榆关抗战纪念碑，正在时时向人们陈述着当年中国的抗日勇士，在山海关这个天下第一雄关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