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奉军阀混战山海关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满清贵族自甲申山海关之战那年在全国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在时隔260多年之后终于寿终正寝了。

    中华民国诞生以后，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南北议和，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逐渐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倒行逆施，独裁卖国，上演复辟帝制的丑剧，最终落得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的可悲下场。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病死后，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骤失中心，内部矛盾日益加深，逐步分裂成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两大军阀派别。与此同时，盘踞在东北的地方军阀张作霖，在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从沙皇俄国手中夺得辽东半岛租借权的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实力也逐渐得到增强，成为有能力问鼎中原的奉系军阀。数年间，这三派军阀为了争夺北京政府的控制权，进行了尖锐而错综复杂的斗争，最终在20年代演变成几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在军阀混战中，山海关重要的军事地位又被突出地显现出来。两次直奉交战，特别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山海关一带长城内外成了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交恶的主要战场，从而使山海关历经了自甲申山海关之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事。

    袁世凯去世以后，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段祺瑞成了执掌北京政府的实权派人物。段祺瑞执政后，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在内政外交上依然实行独裁卖国的政策，依靠一心想灭绝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培植自己的皖系军阀势力，企图在全国搞所谓的“武力统一”。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行经，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受到了北洋系内部非皖系势力，特别是得到美国和英国扶持的直系军阀的抵制。时至1920年7月，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的明争暗斗，终于演变成在直隶境内混战的直皖战争。当时，以“调人”身份入关进京调解直、皖矛盾的张作霖，在调停失败后也在直皖战争正式爆发前夕，公开宣布拥直反皖，派奉军入关协助直军与皖军作战。直皖战争于7月14日全面展开，至7月18日基本结束。在战争进入最关键的时刻，经山海关突然出击自战争一开始即处于相峙状态的东路战场的奉军两个旅，起到了很重要的砝码作用。奉军的这两个加强旅，配备有威力较大的重炮和诸多机关枪等杀伤力很强的武器，由山海关入关后援助东路直军，迅疾扭转了战场的局势。两军合兵后，并肩作战，在占领天津附近重要的车站杨村之后，一鼓作气，直下落垡、廊坊，导致了皖系的全军溃败。直系军阀在奉系军阀的支持和帮助下大获全胜后，段祺瑞被迫下台，皖系辖制的所有军队均被遣散，皖系的政治、军事势力也几乎被消除殆尽。

    直皖战争结束后，控制北京政府的直、奉两个军阀集团在处置皖系残余势力、划分地盘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矛盾。直系乘战胜皖系的余威，大力扩充军队；在直皖战争中出尽风头、立下主要战功的吴佩孚，在直系军阀中的地位和势力扶摇直上，成了控制直系、地位紧次于自冯国璋病死后成为直系首领曹锟的主要人物。与此同时，主要盘踞在山海关外的东北三省的奉系军阀，借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张作霖除以镇威上将军的头衔任东三省巡阅使之外，还兼任了蒙疆经略使，并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占据了自山海关起首的长城线以外广阔疆土的奉军，在妄图霸占整个“满洲”和蒙古的大部分地域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大力扶持下，不断扩充军备，军事实力大大增强，逐步 具备了同直军较量的能力。北洋军阀政府在由直奉联合主掌转为直系独揽后，张作霖开始与直系明争暗抗。1921年，日本内阁会议明确提出要确保其在满、蒙的特殊地位，而英、美等国也不甘示弱，积极支持虎踞中原的吴佩孚与独霸关外的奉系势力相抗衡。这一年的12月24日，暗中与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残余势力重修旧好的张作霖亲自入京，支持亲日派官僚梁士诒出任国务院总理，组织了由亲日派占主导地位的新的内阁，极大地刺激了以英、美为后盾的直系。1922年初，多年以“革命将军”面貌出现的吴佩孚，在梁士诒内阁与日本进行的借款、赎回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等秘密谈判被披露后，借全国人民举国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之机，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赦免一批被列为战犯的安福系人物，任用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出任实业专使等“罪行”。在吴佩孚的带动下，拥直各省及直系诸将、政客等纷纷群起而攻之，使得梁士诒内阁顿时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导致梁士诒被迫去职。吴佩孚在通电中还指鸡骂狗，骂张作霖是梁士诒的“谋主”、“全国之公敌”。直系此举，使张作霖恼恨交加，加紧在关外备战，时刻准备与直系公开动武。2月下旬，他和段祺瑞先后派代表去广州，与广州军政府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商议合作征讨直系事宜，打算在直奉战争爆发后，与广州革命军对直军形成南北夹攻之势。

    1922年开春，直、奉之争最终到了非诉诸武力而不能解决的地步，直、奉双方互不相让，剑拔弩张，紧锣密鼓地进行备战，直奉交战呈现一触即发之势。4月3日，直系将领纷纷以为吴佩孚祝寿为名，云集吴佩孚的大本营——洛阳，讨论对奉系的作战计划。4月10日，奉军以“换防”为名，开始入关。入关奉军以张作相为总指挥，兵分两路，一路由热河经古北口进入北京，一路由山海关进抵天津；至15日，先后有9批奉军相继入关。这些部队，几乎集中了奉军的全部主力。奉军入关后，改称“镇威军”，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设立了总司令部。自任“镇威军”总司令的张作霖通电全国，指斥直系破坏和平统一；吴佩孚则联合直系将领通电全国，列举张作霖十大罪状。4月29日，张作霖在军粮城下达了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

    在这次交战中，奉军投入的兵力多达12万，直军投入兵力不满10万。奉军的武器装备占有优势，并有大批剽悍的马队参战；武器装备稍逊的直军，主要优势在于多数部队训练有素，且久经战阵。4月21日，直、奉双方军队部署基本就绪。直系设司令部于保定，总指挥为吴佩孚，直军兵力分东、西和陇海三路，司令分别为张国榕、王承斌、冯玉祥；与此相对应，奉军亦分三路，总司令张作霖，第一路(京奉线)司令张作相，第二路(津浦线)司令张学良，第三路(京汉路)司令张景惠。自4月21日起，双方开始在马厂、固安、长辛店等地陆续接战；到4月底，奉军开始总攻后，战斗越打越激烈，双方的伤亡也越来越重。5月1日，吴佩孚亲赴中路指挥，由炮队掩护步兵，大举进攻张学良、郭松龄部，并将其击退10公里；东路直军也一举攻占了马厂、青县，奉军开始向唐官屯、静海退却。5月4日，吴佩孚集中精锐部队于西路，分兵三路发起进攻，双方展开激战。激战中，奉军第十六师突然倒戈，导致了奉军的全线崩溃，被迫向丰台退却。西线战局的急剧变化影响了东线，东线奉军也迅速瓦解，一下退至滦州。张作霖见势不好，为避免全军覆没，下达了总退却令。直军穷追猛打，连克廊坊、杨柳青、军粮城。奉军由滦州撤到山海关后，依托山海关的有利地形，在城西北的红瓦店、五泉庵一带掘壕布阵，坚守数日，使张作霖率领余部三四万人逃回了东北的老巢。至此，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失败告终。

    5月5日，在战局基本确定时，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撤回原防；5月10日，在吴佩孚的一再催促下，北京政府不得不表态“惩办”张作霖，下令撤销了他的奉天督军、省长和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等职。张作霖在这次直奉战争中虽以失败告终，但元气并未受到大的损伤，更未丧失对东三省的控制能力。他根本不买已经自身难保的徐世昌的“帐”。5月20日，东三省议会宣布“联省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与中央政权脱离关系。

6月17日，在英国传教士的调停下，直奉双方代表在秦皇岛港的英国军舰上进行谈判，签约议和。双方规定，以滦（州）榆（关）为缓冲地带，奉军撤至山海关以东，直军撤至滦州以西。

    至此，山海关成为直奉双方的“边界”。继而，被获胜的直军基本控制的山海关，即人们常说的“榆关”，实际变成了直军监视和防御奉军入关的“御关”。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完全控制了北京政权，并上演了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与直系的首脑曹锟貌合神离的吴佩孚，政治和军事野心也急剧膨胀。他坐镇洛阳，穷兵黩武，残酷镇压了“二七”工人大罢工，公然欲步袁世凯、段祺瑞之后尘，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反动政策。他的飞扬跋扈、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反对，也导致了直系内部的危机四伏。到直奉再度交战时，直系将领冯玉祥、孙岳、王承斌等结成了反对他的三角同盟，在他到山海关前线督战时，从背后狠狠捅了他一刀，使他前后失据，几乎无葬身之地。

    张作霖败退东北后，不甘就此失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处心积虑地整军经武，发誓要雪耻复仇。他从整顿军队着手，推行“精兵主义”，重用大批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为军队骨干，改变军队结构和训练方法，把军队重新整编为27个旅，使新组建的所谓“东三省陆军”面貌大为改观。同时，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增强了东三省经济实力，并改造了旧将校，增聘日本顾问，扩建兵工厂，建立了海军和空军。在曹锟当上“贿选总统”之后，他与在广州发誓北伐的孙中山先生，还有蛰居天津的段祺瑞及皖系的残余势力——浙江督军卢永祥，进一步加强了联系，结成了反直的三角同盟。进而，他秘密拉拢冯玉祥，试图从内部分化和瓦解直系。

    1924年9月3日，在吴佩孚的怂恿下，江苏督军齐燮元联合盘踞在福建的军阀孙传芳，发动了赶走浙江督军卢永祥，吞并皖系军阀剩下的最后一块地盘的江浙战争。在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张作霖召开旅长以上的将官紧急会议，决定乘机而起，以策应卢永祥抗击齐燮元、孙传芳为名，出兵讨伐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在通电反直后，又将奉军改称为“镇威军”，再次自任“镇威军”总司令。9月15日，他亲自率领奉军的几路人马，扑向了由直军把守的山海关和占据的热河主要地区，挑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镇威军”分为6个军，第一军司令姜登选、副司令韩麟春，进攻喜峰口；第二军司令李景林、副司令张宗昌，进攻朝阳、承德；第三军司令张学良、副司令郭松龄，进攻山海关；第四军司令张作相、副司令丁超，驻兴城、绥中、锦县为预备队；第五军司令吴俊升、副司令阚朝玺，第六军司令许兰洲、副司令吴光新，五、六两军以大半之骑兵冲击开鲁、赤峰，与第二军协同作战。

    针对奉军的部署，直系改称“讨逆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兼直隶省后方筹备总司令。9月17日，吴佩孚由洛阳到达北京后，摄行陆海军大元帅职权，组建“讨逆军”总司令部，决定分兵三路，迎击奉军。他任命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王维城为第一军副司令兼第二路司令；董政国为第一军副司令兼第三路司令，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米振标为副司令，刘富有为前敌总指挥；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张之江为该军第一路司令，李鸣钟为第二路司令。第一军主力由山海关出关进攻沈阳；第二军主力出喜峰口进入热河，奔向朝阳方向，直捣奉军后背；第三军出古北口，兵发开鲁，进军东三省心脏地带。此外，他又从豫、陕两省抽调部队组织了十路援军，任命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曹锳、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鄂、阎治堂、张治公、李治云潘鸿钧、谭庆林等分别为十路援军司令。他任命杜锡钧为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为副司令，负责由海上援攻。当时，吴佩孚任命了一大堆“司令”，颇有把奉军全部扫除的架势。

    9月23日，奉军首先在热河方向发起进攻。当日，李景林率领奉军第二军进攻朝阳，与直方守军大战于尖山子，获胜后占领了朝阳。25、26日，直、奉双方在朝阳一带展开激战，直军败退大青山。与此同时，向这一线进攻的另一路奉军也战胜了直军，攻克了建平。张宗昌率领奉军第二军一部进攻凌源，重创董政国率领的直军第一军第三路部队，董政国部败退喜峰口。

    当时，直奉交锋的战幕虽在热河境内拉开，但双方把作战的焦点都放在了山海关。一个想由山海关打出去，一个想从山海关攻进来。

    奉军早在战争开始前，就制定了与直军交锋的作战计划：“歼灭敌军之主力，奠定京、津为方针，以主力军使用于京奉线路上之山海关方面，出敌不意先行夺取山海关。”战争开始后，奉军拟定的主要作战意图是，在山海关方向集中第一、三军主力，屯集精兵，先采取守势，俟进攻热河的部队得手，引得直军应援热河之机，大举进攻山海关，迅速突破直军的山海关防线，直捣津、京，奠定胜局。而吴佩孚确定的对奉作战方略是：“诱敌奉军主力部队于山海关方面而抑留之，另以有力部队由海军掩护自海面迂回，在绥中、葫芦岛一带登陆夹击奉军而歼灭之。”他的如意算盘是，直军在热河采取守势，以主力出山海关，以海军由葫芦岛登陆，谋歼奉军主力于辽西走廊，一路东进，一下端掉张作霖的“老巢”——沈阳，消除奉系这个心头大患。为此，他在事先就一再叮嘱他手下的悍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刚刚结束时就进驻滦县的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彭寿莘：“直奉间将来如有军事行动时，山海关险要由十五师负责占有而巩固之，以掩护大军向山海关方面集中，不得稍有疏失。”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初起阶段，奉军在朝阳、建平、凌源等地连连告捷，直军在热河境内连连败退，奉军明显占据了优势。直军在热河战场失利之后，不敢再轻易杀出山海关；奉军在热河战场得势，增强了攻打山海关的信心。9月29日 ，奉军按预定计划，把战略重点转向了山海关一线，开始猛攻直军十五师扼守的山海关防线。至此，山海关成了直奉战争的主战场。

    彭寿莘出任直军第一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后，不敢有丝毫懈怠，迅即率领十五师开进山海关，占领了威远城和八里堡一带的有利地形，背依长城，以沙皇俄国遗留的炮台为中心设置了防御阵地，修建了坚固的工事。其阵地右翼依托有长城三道关天险的高山，沿威远城和八里堡一带高地向南延伸，经姜女庙所在的小山峦直达海边。

    直奉两军在山海关大战开始之际，都动用了海军。吴佩孚派温树德率领渤海舰队两度由秦皇岛进攻葫芦岛；奉军一方面派沈鸿烈率领东北舰队加强海防，一方面派飞机空袭山海关、秦皇岛一带的直军阵地。

    奉军一、三联军是在绥中集中的。从9月18日起，奉军在到达山海关一带后，就开始接触山海关直军的前沿阵地，但未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时至9月末，奉军的攻势全部展开，连续向直军阵地发起进攻，攻势越来越猛。

    奉军由郭松龄指挥两个旅担任主攻。

    直军第十五师布防严密，在彭寿莘亲自指挥下，在山海关城外的威远城、八里堡、黄金山一线，顽强地阻击奉军。

    奉军为了尽快拿下山海关，打开进军津、京的通道，配备了很强的火力，每次发起进攻都用异常强烈的炮火猛轰直军的阵地。直军居高临下，凭险固守，防线纹丝不动。

    接连数日，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

    坐镇北京的吴佩孚得知山海关的战况后，深知守不住山海关的后果，急忙调兵遣将，派后续部队火速增援山海关，进一步加强了山海关防线的抵御能力；同时，他还准备由山海关进击辽西，以实现自己预定的战略意图。

    9月30日，直军第九师、第二十三师、第二十六师奉吴佩孚之命，相继开赴山海关增防；10月2日，直军第十四师也由河南北上，直奔山海关。

    与此同时，奉军也不甘示弱，接连不断地增兵山海关。

    10月7日，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展开了更加激烈的对战。

    是日拂晓时分，直军设在山海关城外的阵地遭到奉军第一、三军联军的猛攻。奉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几度冲到了直军的阵地前面；但在凭险死守的直军猛烈的还击下，伤亡越来越重，几次被迫撤回。当天下午，奉军出动飞机，向直军第十五师的阵地狂轰滥炸，并组成几个敢死队拼死猛攻，终于占领了直军前沿阵地的制高点——姜女庙。彭寿莘闻讯大怒，下死命令，让直军夺回了这一制高点，巩固了直军的阵脚。

    双方的这种拉据战持续了有两昼夜，进攻和防守的士兵死伤无算。战场附近的村庄均遭到了大的劫难，不少房屋被炮火击中，许多村民被流弹打死打伤。

    10月8日，奉军见在山海关正面的进攻一时很难奏效，便及时改变进攻目标，秘密从山海关前线抽调强有力的部队绕道到山海关以北的深山区，移兵袭击与山海关防线息息相关的长城线上的又一道要隘——九门口直军阵地。

    九门口，又名“一片石”，位于山海关城北15公里处，以横设深深的峡谷的关城设有6座水门和其他3 座关门得名。九门口为扼守进关的另一条通道的关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驻守九门口的直军第十五师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见奉军蜂拥而至，一面向彭寿莘告急，一面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奉军在进攻九门口主要阵地的同时，向九门口两翼的长城其他关隘也发动了猛烈进攻，不惜一切代价与固守九门口防线的直军厮杀。最终，直军第十三混成旅没有抵住奉军的反复进攻，在整个部队造成极其惨重的伤亡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九门口防线，撤退到石门寨一线再设阵防守。至当夜10时，奉军在北线突袭得手，相继占领了山海关北部长城线上的小河口、石门口、无名口、黄土岭、九门口、贺家岭等多处直军阵地，给直军造成了多达四五千人的伤亡。彭寿莘听到九门口失守的报告后，大发雷霆，急令援军会同冯玉荣残部反攻九门口，限令冯玉荣在三日内夺回九门口，否则以军法处置。冯玉荣见部队丧失战斗力过重，难以完成彭寿莘的重命，引咎自责，于10月9日在石门寨服毒自尽。彭寿莘闻讯，急赴石门寨亲自督战，命令前来增援的陕军第二师罄尽全力，反攻九门口。陕军第二师在师长张治公的指挥下，向九门口大举反攻。11日，陕军第二师在猪熊峪与奉军展开激战，最终进攻到九门口。后来，进攻九门口的陕军第二师及十三混成旅残部遭到奉军的疯狂打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亡，不得不步步退却，到15日退守到沙河寨。

    九门口失守，牵动直军距离九门口不算很远的三道关防线受到严重威胁。奉军不失时机地向三道关发起猛攻。

    10月17日，奉军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率部猛烈进攻山海关长城的又一道天险——三道关。

    三道关位于山海关城北偏东7公里处，由外向内设关三道，为扼守山海关左翼长城的主要关隘。三道关城墙两侧皆为悬崖陡峭，依山势修筑的长城几乎直上 直下，地势异常险峻。直军自九门口失守后，在三道关一带加强了防御力量，决心不让这里再蹈九门口的覆辙。是日拂晓，奉军向三道关发起了进攻。镇守三道关的直军居高临下，在关前山坡设置了地雷区和铁丝网，拼命进行抵抗，致使奉军的进攻部队几乎死伤遍野。但进攻三道关的奉军在郭松龄的直接指挥下，并没有因此而丝毫减轻攻势。奉军前仆后继，奋勇冲锋，相继冲过一道道封锁线，最终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攻克了头道关。直军被迫退守二道关后，奉军的攻势更加猛烈。后来，奉军一鼓作气，连续攻下二道关、三道关关口；紧接，又乘胜进抵山海关紧依的角山北谷，占领了二郎庙、角山寺一带的军事要地。奉军日以继夜，夺取了山海关北部长城防线的大部山地。至此，直军长城防线被多处突破，战局岌岌可危。

    九门口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吴佩孚再也坐不住了。10月11日，他乘火车抵达山海关前线。在山海关，由于驻扎在山海关的日本驻屯军给奉军暗通消息，吴佩孚的专列经常受到奉军的炮击，迫使吴佩孚不得不退到秦皇岛，在秦皇岛设立大本营。吴佩孚为稳住军心，不时亲临前沿阵地视察。因其身着上将军装，帽沿、肩章金光闪闪，腰挎的指挥刀也放出灼灼银光，再加上副官和随员前呼后拥，目标十分明显。奉军发现后，常常对其进行炮击。炮弹在他的四周爆炸，护卫人员常有死伤，他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以示自己并不怕死。

    是时，吴佩孚见战事紧迫，急令其精锐第三师赶到山海关前线参战，并亲自乘军舰巡查海面，寻找敌后登陆的口岸，准备派海军由秦皇岛起航，袭击奉军的后路。

    10月16日，吴佩孚亲自到柳江督战。刚刚乘船到达秦皇岛港的第三师第六混成旅，是吴佩孚经营多年的嫡系精锐部队，这个旅投入战场后，迅速稳住了柳江、石门寨方面的防守阵势。

    17日，在三道关失守那天，吴佩孚又到二郎庙稳阵，指挥海军炮击奉军的后路援军。

    18日，吴佩孚前往安民寨视察前线，决定海军与陆军会同作战，把奉军赶出长城，以扭转失利的战局。

    此后几日，直军连续反攻，奉军防守得相当顽强。到这时，奉军的精锐部队损伤惨重，不得不急调驻守吉林的部队前来救援。

    时至23日，吴佩孚见多路夹攻奉军的计划很难奏效，决定调二十四师担任主攻，采取中央突破的方法，以密集的进攻一举摧毁奉军中路，收复九门口。

    24日凌晨，直军全线发起反攻，并在九门口附近的山头设置重炮轰击奉军阵地。

    进攻开始后，吴佩孚命令他在洛阳训练的少年兵在直军阵地后面设置小炮，轰击退却的直军。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亲赴第一线督战，吴佩孚也亲临前线指挥，直军的攻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奉军前沿阵地兵力不足，把总预备队全部投入了战场。

    在九门口长城一线，双方进行了殊死搏斗。战斗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双方死伤都相当惨重，九门口前尸积如山，九门口上也体无完肤。

    就在九门口激战到白热化程度之际，直军左翼第二十三师攻占九门口之北的长城又一重要关隘——义院口，直捣奉军后侧，防守九门口一带的奉军渐渐呈现不支之势。

    25日早晨，直军再次向九门口发起进攻。不料，到当日中午，就在奉军苦不堪言，九门口即将失守时刻，直军却忽然停止了进攻，退出了战场。

    原来，吴佩孚的后院起火了。

    就在吴佩孚部署兵力，决心拿下九门口的23日深夜，从北京传来消息，冯玉祥成立“国民军”，突然回师北京，与孙岳、胡景翼等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通电反戈倒吴。24日一早，吴佩孚怕走露消息，动摇军心，天亮后照常到前沿视察。在激战当中，他接到曹锟宣告停止战事和免去他的职务的电令时，亦强作镇定，批之为“伪令”，置之不理。但随后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吴佩孚再也无法安心指挥部队强攻九门口。25日，他急急在前线调整了作战部署，将总司令一职交给张福来代理之后，就率领第三师、第二十六师赶赴天津，专程挽救“北京政变”爆发后出现逆转的形势去了。

    吴佩孚走后，在山海关前线作战的直军人心惶惶，战局急转直下，奉军的九门口之危在吴佩孚的退却令下达后，一下解除。

    吴佩孚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到这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已经激化到一定程度。吴佩孚怕冯玉祥出现异动，不让冯玉祥参与正面战场的战斗，命令他率部出古北口插向热河，并派副司令王承斌亲自随军监督。但这并没挡住冯玉祥的“变”举骤发。冯玉祥在率领第三军行军时故意拖延时间，待直系的精锐部队陆续调往山海关前线后，命令部队调转方向，回师北平，会同同样与吴佩孚早有异心的直军将领孙岳、胡景翼，发动了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又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随后，他向全国发出呼吁和平的通电，强烈谴责军阀混战造成的严重灾难，并让内阁向直奉两军发出停战命令。

    在直奉两军正在山海关进行最后的决战紧要关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无疑是在吴佩孚背后狠狠插了一刀。同时，也打破了山海关战场的均势。张作霖得知冯玉祥得手的消息，指挥奉军趁机发起了全线出击。至28日，张宗昌率领奉军第二军攻占凌源的部队，攻克了长城线上的又一重要关口——冷口，继而进占滦县，截断了在山海关战场全面采取守势的直军的归路；紧接，郭松龄又率领奉军从石门寨直扑秦皇岛，留守山海关一线的直军的阵地顿时危机四起。在这种形势下，代理司令张福来两次召开军事会议，也未能挽救危局；彭寿莘见大势已去，下令撤出山海关。直军从山海关全线溃退，迅速土崩瓦解。

    吴佩孚到天津后，设立了临时司令部，亲率第三师、第二十六师，共约7000余人，回救北京；同时，急调湖北、浙江援军北上。10月30日，吴佩孚攻打北京的军队被以逸待劳、斗志昂扬的冯玉祥部击退，冯玉祥部相继占领廊坊、落垡，追击吴军到杨村。31日，占领山海关和秦皇岛的奉军分三路进攻直军，而吴佩孚所调的援军由于山东郑士琦拒绝假道和阎锡山出兵占据石家庄而无法北上。在奉、冯两军的夹击下，吴佩孚回天乏术，不管是在山海关前线苦战张作霖的直军部队，还是在天津抵御冯玉祥的直军部队，均兵败如山倒。11月3日，吴佩孚走投无路，只得率领残部2000余人，由塘沽登舰南逃。其余参战直军，悉数被奉、冯两军收降。

    历时近40天的第二次直奉大战就这样结束了。

    11月8日，张作霖率奉军大举入关，10日到达天津后，与段祺瑞、冯玉祥协商，推举老谋深算的段祺瑞出任临时政府执政。11日，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把所有参战的直军部队番号全部撤消。从此，直系军阀实力尽失，再也无力卷土重来。

    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关内外两大军阀集团的一场决战，也是北洋军阀混战史上规模最大、打得最残酷的一次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35万，其中奉军15万，直军20万，激战为时达一激战为时达一个多月，双方死伤达数万人。

    此战，使备受摧残的山海关再度蒙怨，在战事史上又记下异常沉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