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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夜不收

在古今中外的战争中，军事情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春秋时期的军事家管仲说：“不明于敌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之士，不先陈也。”[1]所谓知和明，实际上就是间谍情报活动。因此，历朝历代都对情报侦探及情报人员非常重视。明代时，边患严重，“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2]因此，明代的间谍活动十分频繁。夜不收，就是明代情报人员之一。关于夜不收，史学界对其关注颇少，对于夜不收的概念也存在些许问题。如祁美琴称“夜不收是明代辽东军中的哨探或间谍的特有称谓”[3]，而顾之川、毛德彪、王贵元、孙锦标甚至是《汉语大词典》都将夜不收仅仅解释为哨探。 对此，笔者认为有失偏颇，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从时间上来说，夜不收并非明朝所特有 

夜不收的称谓在元朝即已出现。元曲《气英布》中有“贫道已曾差能行快走夜不收往军前打探去了。”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也有夜不收，专门在夜里执行警卫、戒备、侦察任务，并监视地主豪绅的动静。“每日未曛，即不许举火。时遣‘夜不收’百许，绕巷升屋，觇有灯光及偶语者，收之。”[4]清朝延续了明朝的制度，亦将夜不收收为侦探，《大清律例》中记“守边将师被贼入境，将爪探夜不收及飞报声息等项公差官军人等一时杀伤提去事出不测者，在守哨处枷号一个月发落。”[5]同时，夜不收的职能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仪仗队中充当仪仗人员。“崇德元年五月定亲王郡王贝勒等仪仗仍照品级分。……镇国将军金黄伞一柄，旗六杆，城内用夜不收二名开路，后随人六名；辅国将军执事与镇国将军同，城内用夜不收一名开路，后随人四名；奉国将军旗四杆，城内用从人四名。”又定八旗官员仪从“……超品公和硕公主额驸金黄伞一柄，豹尾鎗二杆，旗六杆，城内止用夜不收二名，后随人十名，民公郡主额驸金黄伞一柄，豹尾鎗一杆，旗六杆，城内止用夜不收二名，后随人八名；都统子尚书县主额驸金黄伞一柄，旗六杆，城内止用夜不收二名，后随人六名；内大臣大学士副都统前军统领前锋统领侍郎郡君额驸旗六杆，城内止用夜不收二名，后随人四名……”。[6]由上分析可知，夜不收不是明代所特有，同时也并非自始至终都充当着侦察兵的绝色。 

二、从空间上来讲，作为侦察兵的夜不收，在明代也并非辽东所特有 

在明代无论是在沿边、沿海还是在内地都有设置。正统六年五月，参赞甘肃军务右都御史曹冀移文陕西布政司右参政年富赴边议增夜不收月粮，年富不同意，并称“其边储有限，而夜不收诸边俱有之，此例一兴，恐所费不赀。”[7]正德四年（1509年），发生了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正德七年（1512年），副总兵时源“追盗于庐州”，遣夜不收七人为进城前导，“及城，知府徐钰指挥金玺不纳，杀一人，监禁四人。”[8]《南京都察院志》记“（三江营）吹鼓手八名，旗手六名，手二名，夜不收七名。”[9]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巡抚贵州的右佥都御史张鹤鸣奏请在贵州“议设夜不收侦探”。[10] 

三、夜不收除了哨探职能外，还因技艺高超、熟知地理等原因，担任烧荒、劫营等任务 

（一）哨探 

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朝代，存在的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其外患是十分严重的，所以明朝的情报系统也就十分的发达。夜不收作为明朝主要的哨探人员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兵部尚书杨博上经略蓟镇事宜“一议据宜辽境外哨探者虏犯蓟镇，赖宣府独石境外预为侦报，故我得速调士马以等之。”[11]万历四年，兵部称“辽东接壤沙漠，绝无界限，全恃哨探，以为防备。”[12]夜不收因工作地点和习惯不同，有很多名目，如：“守卫夜不收”、“近哨夜不收”、“远哨夜不收”、“出哨夜不收”、“本堡夜不收”、“摆拨夜不收”、“监孙真台夜不收”、“看死河浅夜不收”、“督哨夜不收”、“走报夜不收”、“守墩夜不收”、“守口夜不收”、“在边夜不收”、“在边监双沟台夜不收”、“督台夜不收”、“直楼夜不收”、[13]“坐塘夜不收”、“爪空夜不收”、[14]“和番夜不收”、[15]“架炮夜不收”、[16]“拨夜”[17]等等。 

夜不收作为侦察兵，起初主要隶属于相关卫所或城堡，后亦直接为督抚所用，其统领将领也出现了千总、把总等官校。文献中出现的关于哨探的官名有“管夜不收把总官”、[18]“管夜不收官”、[19]“拨夜把总”、“拨夜都司”、[20]“拨夜千总”、[21] “管夜不收千户”[22]等。但具体到夜不收组织如何，限于史料尚未能找到足以说明之据。 

关于夜不收的人数，在明中后期是很多的，但因为始终处于变化中，所以只能通过一些个案来体现。张珩巡抚延绥时奏议“夜不收为哨者，人数太多，宜退一千五十九名，使补军伍。”[23]由是可知，夜不收在延绥镇中的数目不少。就蓟镇而言，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载有夜不收每营“五十名”，列入“骑兵”、“第二，骑旗鼓”条目中。[24]明制每营三千人，以延绥镇所管三十四城堡和延绥、榆庆等卫操原项马步骑操官军九万八千一百二十一员名，以营制分之，约三十二营，每营倘有夜不收五十，则延绥一镇所管三十四城堡合延绥、榆庆诸卫三十二营共有夜不收约一千六百人。若此数所推尚符，则张珩议退其千余人以补军伍不足之数，则已占原额约三分之二，这当是他不重视哨探之故。 

（二）烧荒 

在中国历史上，烧荒做为一种制敌之策，据考证乃起于战国。唐朝为对付外敌的入侵，也多在边境烧荒。“契丹每入寇幽、蓟，刘仁恭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乃乞盟。”[25]在明代以前，烧荒虽用以制敌，但多零星为之，并未形成政策。明朝为防御蒙古的侵扰，在九边部署了几十万的军队，虽然如此，但仍然难以阻止蒙古游牧民族的不断骚扰。所以在军事实力相对不足而边境线太长，难以面面俱到的情况下，面对机动性极强的蒙古骑兵，明朝自永乐时期以后，采取了烧荒的措施，以保障北方边境的安全。所谓“御虏莫善于烧荒”。[26]每值秋冬，草木枯槁之时，边防军在将领的率领下出塞烧草，使鞑靼人不得近边放牧，以减少引起事端的机会，同时借以炫耀大明国的武力。 

烧荒是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为保证烧荒的顺利进行，总是会事先“选委乖觉夜不收远出边境哨探”，在确保没有敌迹的情况下，大部队才会出发。夜不收也参与烧荒的具体行动，守备官“分领原选关营精壮官军，兼同夜不收……各照地方举火，已将野焚尽绝。”[27] 

（三）奇袭 

明代军事家何良臣提出在选择哨探时，要注意选用“捷能飞檐走壁，而杀人放火技能奇巧异人而骇世惊俗，术能窥天测地而预知露馅之类，俱应选入中军为心为膂之用。”[28]杨一清也提到了夜不收中“有知天文善占候者”，[29]这显然是在收集一些人材，供特殊场合使用，如对敌人进行奇袭和劫营等。正统四年，尚宝司丞夏瑄奏“选夜不收及敢勇死士持长刀臣斧并炮数百四面夜袭虏营”。[30]正统十四年十一月，山西山阴守御千户所千户周瑄“遣夜不收乘夜斫其营，杀七人贼逐乱，获其马匹器械”。[31]景泰元年二月，参赞军务右副都御史罗通见议“遣夜不收潜往烧劫贼营”，以挫敌人的锐气。[32]嘉靖年间，翁万达称“原议通事、夜不收团聚一营，专备袭击，或用夜攻，既称为奇策矣。”[33] 

夜不收起初主要隶属于相关卫所或城堡，如宁夏庄浪卫置有夜不收，宣府“每一城堡有夜不收十名，分为两班，出兵哨探。” [34]戚继光《纪效新书》记每营有“夜不收五十名”。[35]后来夜不收也直接为督抚所用，这样一来，夜不收亦被调派作为赍本上京或驰报军情于前方或后方主帅督抚。 

有时，夜不收也做一些杂差。“遏人畜行营之间队伍之内与劄定也。营后营盘四面不拘昼夜，但有牲畜近营外墙者，不许轻易差人出外牵取，先报营将，听营将差夜不收由门放出，取进有人径至墙外渐渐近前者喝令远避。”[36] 

综合以上三点可知，夜不收并非明代所特有的称谓，即使是作为情报人员，夜不收也并非只有明代才有，同时夜不收也并非是明代辽东军中“哨探或间谍的特有称谓”。夜不收实为边防军之一般职役，非仅指军中之探谍，举凡保障边境安全之一切刻不容缓之事，均由夜不收来办理。